(二)比较的视角
由于大学是各国文化历史的集中反映,其选址偏好因不同国家对大学的不同认知而有所差异。以美国为例,大部分高水平大学都建于普通城市,这种现象源自于美国实用主义的传统和大学对学生公民意识培养的重视。在殖民地时期,9所殖民地大学的创办就开创了这种高等教育传统的先河。美国建国前创办的大学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威廉与玛丽学院、新泽西学院(今天的普林斯顿大学)、罗德岛学院(今天的布朗大学)、皇后学院(今天的拉特格斯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国王学院(今天的哥伦比亚大学)以及费城学院(今天的宾夕法尼亚大学),都是建立在地处偏远的城镇中。[14]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公民意识”,崇尚公民意识的美国大学在职能上就表现为通过培养具有聪明头脑和道德规范意识的学生来为社会服务。[15]这种传统极大地影响了美国后期创办大学时的选址,例如19世纪下半叶的赠地运动既是为了恢复饱受内战摧残的各州的高等教育事业,同时也是在各地区着力发展新兴的高等教育事业。赠地运动的领导者莫里尔将首要原则定为“为工业阶层提供教育机会”,“在每一个州应建立一所‘向所有学生,尤其是那些劳动阶层(那些期望用他们的汗水为这个世界做出贡献的成千上万的人)家庭的男孩子开放的’学院。其次,为了向学生们提供‘实用性职业’所需的知识,法案中特别提到了将农业和机械技术作为主要的对象”[16]。鉴于赠地大学主要以农科和工科为主,以经济中心、首都等重要城市作为校址显然不符合客观条件,再加上各州各处百废待兴,政府多赠之地并非真正意义上的重要城市,大学与城市发展表现为从零开始的态势。建国之后,美国大学的选址风格继续以普通城市为主。
19世纪后,美国城市化发展迅速,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引发了一连串的问题,如贫困人口增多和犯罪率升高等。为了防止城市问题对大学的侵扰,美国高等教育出现了“反城市主义(Anti-Urbanism)”的浪潮,此时的大学更乐意于选择郊外作为校址。[17]一个典型例子就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霍普金斯大学融合了英国古典自由主义的理想和德国大学的办学模式,最初在郊外建校,学者们认为自然环境更有利于形塑学生们的性格,为学习和研究带来没有纷扰的氛围。不过,建于郊外的霍普金斯大学并没有发展成为逆时代的“象牙塔”,反而进一步促成了美国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形成。19世纪下半叶,赠地运动加重了公民意识和服务社会的理念在美国大学中的分量,一大批技术性的大学被建在了郊外,大学与所在城市都能从中获益,典型的例子有麻省理工学院。“社区荣誉代表了一种持续性的影响。城镇之间相互竞争,力图在自己领域内建立学院。土地开发商捐资以便在他们的中心地带建立学院,认为能够带动周围财产的增值。”[18]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城市化进一步发展,也有更多的人想要留在城市中寻求更高经济地位的机会,因此在城市中建立大学逐渐成为主流。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城市中,甚至有些在重要城市建立的美国大学并非完全依赖城市的物质资源,而更多的是与城市共同成长。以这一时期的洛杉矶为例,作为美国西部因淘金热而发展起来的城市,洛杉矶的地位并不能与纽约、华盛顿等重要城市比肩。但是在城市发展初期,一批大学的建立及其坚定的社会服务的使命为洛杉矶的城市发展带来了丰富的契机。就19世纪末建立的南加州大学来说,“每年为洛杉矶地区乃至加州带来80亿美元的经济活动”,还“在医疗保健、经济发展、社会福利、科学研究、公共政策和艺术等领域提供公共领导和公共服务”[19]。而同时期建立的加州理工大学也为洛杉矶的人才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经过大学与城市一百多年的良性互动,洛杉矶也从最初的普通城市发展成为“美国乃至世界重要的科技创新中心”[20]。
欧洲的大学在校址选择上也受到了在地文化的影响,大学选择中小型城镇作为校址的倾向十分明显。长期以来,欧洲的大学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中世纪大学“象牙塔”的称号就是因为大学如同修道院一般的风格:用一堵红砖墙将自身与世俗隔绝,只关注自我修养。欧洲的大学崇尚的是一种博雅教育精神以及学术自治,再加上彼时的大学并非将自己定位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因此对于那些被选中的大学栖息地来说,只需要城镇具有基本的住房条件就足以满足中世纪大学对于校址的一切想象。在德国,柏林大学以及此后在柏林成立的大学都是现代工业革命和城市化发展的结果。而在柏林大学创建之前,哈勒大学是德国最好的大学之一,这所大学有着根深蒂固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一直在普通城市发展。在法国,位于重要城市的大学占比明显高于位于普通城市的大学占比,这很大一部分源自于法国中央集权的政体。但19至20世纪期间,法国也没有一味把大学建立在重要城市,反而是开创了独具法国特质的大学模式。这一时期法国的大学“通常位于天主教或路德教主教所在的小城市中。摆脱了都市的艰难生活,这些城市的教授和学生开始过起了半浪漫主义的田园牧歌生活”[21]。
与欧美国家不同,亚洲国家的大学多是“舶来品”。由于缺乏现代高等教育传统,因此其创立之初就是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大学有必要在重要城市借助其资源发展自身,同时接受来自国家对自己的管理,如我国的高水平大学多集中于北京、上海、天津、各省的省会以及东部经济中心,而日本、韩国的一流大学也都是集中于首都或是经济中心。
总之,大学究竟是建在重要城市还是普通城市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规律。20世纪以来,大学被赋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要性,建在重要城市似乎成为一种趋势。但历史和比较分析表明,以重要城市作为大学的建校地址并非一以贯之的传统,也不是必然的规律,许多世界高水平大学都建在普通城市。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城市的繁荣或是因为大学的卓越或是二者动态交互的结果,而不是简单的一方决定另一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