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对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增强高等教育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

高等教育处于普及化时代,其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也必然发生深刻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不仅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数量上的增加,也体现在高等教育发展的内涵提升,高等教育迈向发展新篇章,是“量变”,更是“质变”。从高等教育普及化进程的速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普及化既“快”又“短”:“快”是指高等教育高速扩张,高等教育入学规模大幅度增长;“短”则是指由2002年大众化阶段到2019年普及化阶段仅用了17年。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在进入普及化后速度将趋缓,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基础仍十分薄弱,高等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成为迫切需要关注的重点,增强高等教育应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至关重要。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和制度供给是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支撑与推动力。从供给侧的角度出发,我国普及化时代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的创新动力明显不足,已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突出短板。科学而又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理论与制度是保证和促进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的关键所在。具体而言,一是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高等教育发展制度,政府、企业、高校、专业协会、非营利性组织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明确各方职责,统筹协调形成合力。二是强基固本,助力人才培养,发挥高校育人本体功能,为高等教育的理论供给与制度供给提供智力支撑,努力构建以人为本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源要素配置模式。三是完善高等教育供给对象多元化,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尤其在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对象打破年龄的界限,招生对象不再仅仅是由完成高中学业直接升入大学的学生,而扩大到接受完中等教育的全部应届和往届学生,以及有自我发展需求的成年人和退休后的老年人。^[30]另外,通过制定优质教育制度吸引国际留学生,并积极参与国际生源竞争,以提升高等教育国际竞争力。四是积极主动参与全球高等教育竞争与合作,增强高等教育对重大危机与潜在风险的应变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