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骧云学术特色

200多年的家学渊源，遗留的经验无疑是极其丰富的，张骧云在家学熏陶之下，遍读《内》《难》《伤寒》《金匮》等经典医籍及后世方书，尤得益于对张仲景、李东垣、吴又可、叶天士诸家论述的揣摩。

张骧云继承了前贤的理论和治法，结合自己的领悟，又融会贯通，以邪和正的观点出发，强调邪去则正安，正胜则邪祛。治外感时气注重祛邪，治内伤杂病注重扶正。由于家学的影响，伤寒更为其治疗的专精。

如所周知，属于“伤寒”范畴的热病，离不开新感外袭和伏气内发二端。新感由表入里，治宜表散，伏气因新感引动，由里出表，治宜透达，这是伤寒热病的病机规律和治法大概。张骧云坚持祛邪务尽的原则，按照卫气营血的病程传变，恪守家传运用豆豉治伤寒时气的经验，掌握了葱豉、栀豉、黑膏等方加减，来实现表散和透达的目的。葱豉主发汗解表，散卫分之邪，犹叶氏“在卫汗之可也”的意旨，体壮邪盛者，每佐干葛以加强其表散的力量。栀豉主表里双解，宣气分之邪，犹叶氏“到气才可清气”的意旨，邪在半表半里者，每配柴胡以促进其和解的枢机，发现疹点隐隐不显者，每入浮萍、西河柳、樱桃核以松肌透发，寒热壮甚，神昏谵语，烦躁无宁时者，每合救苦玉雪丹以开泄疏托。黑膏主育阴透达，泄营分之邪，犹叶氏“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入血犹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意旨。舌苔焦糙，痰热蕴结者，每兼竺黄、胆星以清热化痰。不同阶段，不同方药，辨证施治，十分精细，惟豆豉则贯彻于病程的自始至格，的确可算是匠心独运，别树一帜。

张骧云治伤寒热病遵循家传之法，既勿采取麻、桂全方，也勿采取桑菊、银翘全方。南方多湿而无北地的寒邪阴凝，故伤于寒邪，不必藉麻桂之辛温，辛温恐助邪化热，感于温邪，也不宜桑菊、银翘之辛凉，辛凉恐遏湿留邪。但出诸他笔底最频繁的淡豆豉和大豆卷，都经麻黄水浸制。他还习惯用桂枝拌炒黄芩或青蒿，治表邪未罢，里热已炽的证候，可见不主张用麻、桂而实不废麻、桂。温热学派的早施辛凉，虽不为张骧云所赞许，但他却吸收了温热学派清热育阴的经验，行之于热病后期，这些都充分反映了他善于继承、善于创造的精神。在热病临床上已撤去了伤寒与温热的藩篱，冶伤寒、温热于一炉。

张骧云治内伤杂病，颇尊奉《金匮》和东垣的学说，好衍运五行生克制化的原理来治脏病，这完全是受了《金匮》治肝补脾论的启发。他特别倾向于脾胃的调治，强调脾胃是后天之本，一切痰湿、食滞、气虚、血衰等症，没有不是因脾胃亏损所导致，而痰湿、食滞、气虚、血衰等，又是诸般疾患的根源，脾胃俱属中土，土性喜燥恶湿，故对内伤杂病的用药，比较偏于温燥。如治食谷欲吐、干呕、吐涎沫，每宗吴茱萸汤；痰湿停饮，每宗二陈汤；七情郁结，每宗四磨饮；脾胃虚寒，胸腹胀满，每宗洁古厚朴汤、香砂积术丸；劳倦虚弱，每宗补中益气汤、资生丸；脾虚泄泻，每宗戊己丸；肺之脾胃虚，每宗升阳益胃汤；肾之脾胃虚，每宗沉香温胃丸、四神丸。

当然，张骧云的治病用药也决不是专主温燥。如治湿热黄疸，或取茵陈蒿汤，或取四苓柏皮汤。他说：“大凡谷疸发黄，多系饮食积滞，脾湿蕴留而成。《金匮要略》论治最详，分疸而渴者，其疸难治；疸而不渴者，其疸可治，茵陈为要药。”治虚劳，则取薯蓣丸、四阴煎；治烂喉丹痧，力主发表；治白喉，则力主养阴；他评慈溪邵琴夫《喉痧有烂喉白喉之异论》：“沪地人烟稠密，蕴郁之气必甚，非比北地亢燥之气，故患烂喉多而白喉少，若将白喉之方以治烂喉，贻害匪浅，至于果患白喉，理应清润，临诊亦不可不察耳。”在养阴方剂中，每多参合养脾阴与胃阴药物如山药、麦冬、生地等。很明显，张骧云是拳拳服膺脾胃论者，但他辨证施治，游刃有余，并不被东垣的学说所束缚。

张骧云“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然而十分崇尚理论联系实践，反对空谈理论，泥古不化。姚氏所撰的《张骧云传》说他“尝于病家遇凌嘉六，持论颇异同。凌谓公方非本《金匮》诸书，未敢信从，公谓古今时气不同，执古方疗今病，殆所弗取，辩难久之，卒归一致。归语其子炳曰：凌氏湖州世医，代有闻人，如宦家之科甲出身，我张氏阅病多，若吏员出身耳。科甲诚正途，办事或不如吏员之娴熟。医理必求诸书，然凭脉分经，用药能圆通活变，病者罔不愈”。因此，他临诊治疗，不拘绳墨，拟方案语，摘引经文和各家理论，不屑蹈袭陈言，恒概括其大旨而以意化裁，经方与时方也掺杂并用，选药如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但品类多而剂量轻，桂枝、麻黄、川连不过四分，柴胡不过六分，其他药味一般在三四钱之间。

张骧云于临床诊断，提倡“能合色脉，可以万全”。重点放在望诊与切诊两方面，认为“微妙在脉，不可不察”，特采取三部九候的诊法，通过三部所得的脉象，必详细地记载在方案里，《脉诀》说：“寸关虽无，尺犹不艳，如此之流，何忧殒灭。”所以他对痼疾危候，尤其留神尺脉的变化。张骧云所以能视死别生、谈言微中者，其关缝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