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地天通与文明发生
中国文明之于西方文明，其特异之处在于政治在文明进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政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文明的特质与方向。中国政治的发生，笔者以为是从绝地天通开始，而文明的突破也可以这个事件为起点。[2]关于绝地天通的实质，《国语·楚语下》所载楚国观射父的解释大体上应该是可靠的，它解决的是民事与神事的分化问题，这个分化为民事的独立开展提供了可能，也为独立的政治演进创造了条件。
文明虽已发生，但文明的性格在颛顼氏时代并未完全确定下来，《尚书》独载尧以来，儒家特别重视尧舜之道，《论语》所见古帝王最早即为尧，说明这个文明性格的确立当是在尧时代。据观射父的叙述，尧时代同样有一次厘定民事与神事的行为，也就是说，颛顼氏首先分离了民事与神事，但这个成果并未得到有效的巩固，所以又发生了三苗乱德之事。具体的过程，难以详知，但可以确定的是，文明的发生与其性格的确立，都是与宇宙论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可以认为，文明性格的确立，具有巩固文明成果的意义。也就是说，尚文的文明特性，对于先民倾精力于神事具有抵制效应。一个质朴的人，其对于宗教的偏好，往往会重于追求人间文化的人。举个简单的例子，古希腊服装清一色的白色长袍chiton，某种程度上是与他们好神、敬神联系在一起的。而中国古代的服装，华美的纹饰颜色，则是与他们偏好人间文化联系在一起的。尧时代发展起来的崇尚文道的文化，应当是有意识的创造，或者说，先民在宗教问题上已经意识到，发展人间文化，是对于偏好神事倾向的最好的抵制。
就早期文明的演进而言，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并不像后来人认为的人生天地之中，可以有独立于天地并参天地之化育的能力。在绝地天通的框架中，人属于地，地事与民事具有同一性。笔者以为，甲骨文中商人以河、岳为祖先，是这种框架中的观念。而天子的观念，则是希望合天地为一的认识。商王武丁曾用过天子之号，《易经·大有》九三爻辞有“公用享于天子”，这个天子，笔者理解指的即是商王武丁。[3]也就是说，尧以来的政治宇宙观从武丁时代又开始发生变化。我们知道甲骨文中有东室、南室、西室、中室、大室等名称，研究明堂的学者已指出，这应该是类似《礼记·月令》五室明堂结构的建筑，五室中南室最为常见，这与明堂中南方之室名为明堂也是相应的。这意味着，商代武丁时期，作为祖庙的五室建筑已经具备了后来明堂的功能。明堂本为祭天之所，在国之南；五室建筑为祖庙，武丁为天子；五室中南室最为重要，后人名之为明堂，据此，甲骨文中的告于南室即相当于告于天。[4]
如所周知，后世有天、地、人“三才”的观念，这个观念是与“中”的观念的出现联系在一起的。春秋时代人讲，人得天地之中而生（成十三年《左传》），也就是说，人已不再是依附于地的存在，有了独立的地位。而“中”的观念，按《论语·尧曰》首章的讲法，是从尧开始的，尧传舜，舜又传禹。后人谈道统，将“中”理解为所传之道。清华简《保训》提到前王传保，其保应就是后面论说的“中”。《大戴礼记·虞戴德》有“德保”的概念，《保训》之中，其实也是一种德。这种德帮助上甲微打败有易，笔者以前不太理解中德何以可以助战，现在将其置于宇宙论框架中，就比较容易理解。[5]中当是指一种神秘的能力，这种能力特指的是沟通天地上下的能力。甲骨文中“余一人”出现的语境中，常有“自上下”的文辞，其中暗含的实际是余一人具有沟通上下的能力的意思。余一人是古帝王的另一种称呼。尧、舜、禹的传中，同时又是余一人地位的传承。在绝地天通的框架中，能够合法沟通上下的只有这个余一人。后来中道的理念的最初意涵，应该就是协调天地上下民神两极而求其中。这样理解对于理解《保训》中的神秘能力有帮助，上甲微获得中德，具有了沟通上下的能力，其打败有易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保训》中上甲微的中德来自于其祖先河，儒家所言之中在尧、舜、禹之间传递，也就是说，中是人之德，或来自于祖先，或来自于先王，其与巫师的沟通天地能力的来源并不相同；后来民得天地之中以生的观念，应该是从上古流传下来的，只不过，上古有中德的人只有一人，而到了春秋时期，这个认识扩及整个人群，但其时中的内涵本身与上古已不完全相同，已经发生人文化、哲学化的转变，中相当于性（《中庸》：“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而人性概念的提出，意味着人的自觉。
尧传中，与尧重新厘定民事、神事是相应的，在天地混融的状态下本无所谓中德，中德存在的前提是天地不通，民神分离，这样中德才有意义。中德的传承即意味着政治权力的传承，这支持了政治的发生是与天地分离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判断。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中德的意义并不意味着人间的政治是与天道混合在一起的，从上甲微的例子看，中德的获得带有偶发性，如果没有与有易的战争，上甲微不一定会假中于河，而事情结束后，他又归中于河，尽管笔者从告祖的角度来理解归中，但其间未必没有归还的意思。也就是说，对于政治领袖来说，是否自始至终都能保有中德，是一个问题。那样意味着政治领袖始终是一个沟通天地的角色，是一个巫，这未必符合古代的实际。沟通天地应该只是在情势危急的情况下偶尔用之，这是《保训》给我们提供的新认识。而政治领袖欲时时假天命为说，就需要使自己成为天子，使天地重合。
天子名号至迟在西周已正式使用，这个使用喻示着天地重新结合在一起，民事与神事再次结合在一起。但这次结合，是在尧以来的文明发展了一千年之后发生的，孔子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西周的人间文化，已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此时的结合，并不会导致文明的衰退。事实上，经过商后期的宗教斗争，巫师阶层作为从事神事的主要力量，受到了沉重打击，在西周，他们已不可能左右文明的方向。相反，与天的结合，对于宣扬文明的天命背景、促进尚德文明的发展是有帮助的，后来儒家的天降伦常的观念，就是借助天命来维护社会秩序。并且，西周以后宇宙观的改变，也没有影响到上古以来政治不涉天道的大原则，政治秉持中道的精神并没有改变，这是由古代宇宙观孕育出的精神价值。而从字面意思上看，中与正是相通的，此点笔者已有讨论，此略。[6]子产讲的“天道远，人道迩”，荀子讲的“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都是对于政治的理性看法，这种认识所秉承的是绝地天通以来的对于政治的一贯认识。以后的世代中，除了汉代是以楚文化为基础建立，巫数之术又影响及政治（某种程度上又是一次苗黎乱德），其他时代，政治大多是独立于天道而展开的，理性的政治人物都有意识地排斥或禁止图谶、天文之学。独立的天道之学，由巫术又衍生出数术，虽有时参与到政治中，但对于政治的主体已无决定性的影响。天道主要用于阐述基于人道所发展出的文明教化的神圣性，在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服务于社会。
宇宙观中的天地分离，对于文明的发生、发展具有关键意义，但当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具有了不可颠覆的力量后，宇宙观的改变，又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