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慧远系僧团与净影寺
开皇七年（587）六大德之一的敦煌慧远（523—592）实为隋唐长安城佛教势力结构布局中的最大受益者，而其弟子中，据现有资料判断，出任众主者最多。这种情况也合乎他在佛教界的地位。慧远作为原北齐的佛教领袖，北齐佛教比北周发达得多，早在北齐时代，慧远已经声名远播，弟子众多。开皇七年（587）隋文帝诏六大德入长安，慧远名列第一，而且跟随他到达长安的，远远不止10人，而是两百余人。进入唐代，用道宣的话说，慧远系的影响，“大唐之称首也”。敦煌慧远虽然没有东晋庐山慧远在佛教史上的崇高地位，但是在隋唐时代，却是领袖群伦的佛教高僧。但是由于庐山慧远声誉过隆，以致敦煌慧远在佛教史上的地位几被淹没。前辈学者如杜斗城曾梳理过敦煌慧远的生平事迹，尤其是利用伯希和P.3507残佛经背面即有《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说明敦煌慧远在佛教史上的地位。[46]然而，慧远并非边缘之地的僧人，实际上，他是隋唐长安城建立之初，对这座都市产生最大影响的一位僧人。下面我们简称慧远指代敦煌慧远，以区别于庐山慧远。
我们先梳理一下慧远的事迹，以前学者强调过的部分从略，而专注于慧远开皇七年（587）到达京师的意义。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慧远主要是一个禅师，称“慧远禅师”，正如道宣称“道宣律师”、玄奘称“玄奘法师”，这基本反映了他们的知识结构。但是慧远同时又精通《四分律》，还对义解有很高的造诣，注疏甚多。[47]现在我们给他贴的标签是涅槃学大师。慧远由华阴沙门僧思禅师度为僧，又跟大隐律师听《四分律》，他是北朝高僧、东魏昭玄沙门大统慧（惠）光的再传弟子。[48]慧远声名鹊起，除了学问高深外，最为大家熟知的是跟北周武帝宇文邕的激烈辩争。北周攻灭北齐后，武帝将灭佛政策扩展到北齐地区。当时北齐沙门大统法上等高僧都默然无语，而慧远抗声激辩，甚至以下阿鼻地狱相威胁，希望宇文邕改变灭佛政策。此时北齐刚被攻灭，慧远等僧都是被征服者，如此激烈的争论，用道宣的话说，宇文邕“粉其身骨，煮以鼎镬”的可能性都是有的。这次护持佛法，使他获得了“护法菩萨”的声誉。不过，尽管武帝宇文邕没有杀掉慧远，但是也没有改变灭佛的政策。于是慧远藏匿“汲郡西山，勤道无倦。三年之间，诵法华、维摩等各一千遍，用通遗法”。“大象二年（580），天元微开佛化，东西两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萨僧。颁告前德，诏令安置，遂尔长讲少林”。隋朝建立，隋文帝下敕任命他为洛州沙门都。开皇七年，又召其进京。[49]
由于慧远的崇高声望，跟随他进入大兴城的，远远超过隋文帝规定的10位，实际上，慧远“与常随学士二百余人，创达帝室”——光常随弟子就达到了200多人。隋文帝先安置慧远僧团进入大兴善寺，但是很快就将其从大兴善寺迁出，选择了“天门之南，大街之右，东西冲要，游听不疲”之处，也即敦化坊南街之北，作为慧远僧团的住地，名为净影寺。由于慧远的号召力，四方投靠者众，“于是四方投学七百余人，皆海内英华”。相比其他大德以及大兴城的“本土”僧团昙延和昙崇系，这个规模是惊人的。用道宣的话说：“虽复兴善诸德，英名一期。至于归学师寻，千里继接者，莫高于远矣！”——大兴善寺其他的大德，在弟子千里奔波，前来大兴城投靠方面，无法与慧远匹敌。[50]
道宣的一处记载值得关注：“但以堂宇未成，同居空露，蘧蒢庵舍。巷分州部，日夜祖习，成器相寻。”也就是说，将慧远僧团200多人迁入净影寺后，四海投靠者众，僧人数量急剧扩大。但是此时净影寺的房子还没有建成，以至于这些僧人要“同居空露，蘧蒢庵舍”，而且是“巷分州部”，也就是说一个州来的住在一起，这也显见地缘、传承在僧团认同与构成中的重要性。这样的情况，也有助于我们理解所谓的“二十五众”、“五众”。当大兴城建成，诸寺建筑并未齐备，隋文帝虽然将各地的主要僧团往京城集中，但是人员虽然渐成规模，但寺舍并未齐备，将聚居一起的僧团（以师承、地域为纽带）以众命名，或是一种权宜之计。待大兴城寺院逐渐建立起来，僧人各有去处，“众”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因此迅速从史料中消失。到了开皇以后，就没有再看到有关“众”的记载。这也再次证明隋文帝所立诸“众”，主要是为了适应大兴城新建而有急迫需要树立其佛教中心地位情况，是隋唐长安城寺院体系初步建立之前的一种临时形态。
慧远开皇十二年（592）卒于净影寺，年七十，隋文帝为之罢朝。慧远弟子众多，其中多有杰出者。我们也根据相关史料梳理如表2（只录较为著名的僧人）：
表2 慧远部分弟子基本情况
如果我们对慧远系僧人进行地域籍贯的分析，也会发现，实际上地域认同在结成僧团中依然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慧远僧众到达长安，虽然隋文帝下敕为他们建造净影寺，但实际上寺院尚未建成，他们就按照出身不同的州组成各部，讲习佛法。上述慧远弟子中，绝大部分都是山东、河北人，尤其是瀛州，一共有慧迁、善胄、辩相、道嵩等四位高僧，其中慧迁和善胄被隋文帝任命为众主，其中慧迁是十地众主，而善胄是涅槃众主。显然，两人虽然都是慧远弟子，但是所学侧重不同，所以慧迁出居宝光寺独立成众，而善胄则留在老师的净影寺，继承和发扬慧远侧重的涅槃之学。除了瀛州之外，会员其他成员也大多出自原先北齐统治区域，只有智嶷是襄州人，带有些许南方色彩。
净影寺，显然在慧远僧团的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作为新都城新建造的寺院，它在最初的僧人安置上，显然具有整齐划一的特征——就是为了安置慧远师徒。这样的安排也见于上一节我们讨论的昙延与延兴寺。这种安排对最初的隋唐长安城佛教寺院势力结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且，在这之后隋唐长安城佛教势力结构的分散组合，都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展开的。净影寺在慧远弟子中的认同感是极强的。比如官方正式认定的慧远十大弟子之一的灵璨，本来在其师入住净影寺之后留在了大兴善寺——这其实也是对其独立地位的某种认可。开皇十二年（592）慧远死后，慧远的另外一个大弟子善胄继续带领慧远僧众，并被隋文帝任命为涅槃众主。稍后因为善胄跟随蜀王杨秀去四川，净影寺的慧远众“众侣无依”，于是开皇十七年（597），隋文帝下敕补灵璨为众主，带领从慧远、善胄传下来的涅槃众。[51]值得注意的是，就在同一年，应该就是跟灵璨从大兴善寺转入净影寺担任涅槃众主的同时，慧远的另外一个大弟子慧迁，被单独任命为十地众主，出居宝光寺。[52]可以揣测，这是隋文帝的一个通盘考虑。仁寿末年，灵璨也担任分舍利建塔的任务，其所去之处，为泽州古贤谷景净寺，“即远公之生地也”，足见灵璨对慧远师承的认同，也表明隋文帝君臣也对这种关系了若指掌。[53]另外一个说明慧远弟子对净影寺有强烈认同的例子是善胄。大业中，善胄入居禅定寺。但是到了大业十三年（617），善胄希望回到净影寺居住：
大业十三年（617）欲返本寺，众不许之。乃以土塞口，欲自取死。寺众见其志决，方复开许。以武德三年八月内终于净影寺，春秋七十有一。[54]
善胄采取如此激烈的手段，希望能够回到净影寺，可见净影寺在慧远弟子心中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
慧远的另外一个弟子、著名高僧辩相，也充满了对净影寺的认同：
释辩相，……后旋洛下，涉诸法席。又往少林，依止远公。学于十地，大小三藏，遍窥其隩隅，而于涅盘一部，详核有闻。末南投徐部，更采摄论及以毘昙。……开皇七年，随远入辅，创住净影，对讲弘通。仁孝居心，崇仰师辙。……武德初年，蒙敕延劳，还归京室。重弘经论，更启蒙心。今上昔在弘义，钦崇相德，延入宫中，通宵法论，亟动天顾。嚫锡丰美，乃令住胜光，此寺即秦国之供养也，故以居焉。晚以素业所资，慧门初辟，追崇净影，仍就讲说。又舍所遗，图远形相。常存敬礼，用光先范。[55]
辩相在唐朝建立之后，深受秦王李世民的崇敬，不但请他到自己居住的弘义宫讲法，还将其重新安置在“秦国之供养”的胜光寺居住。不过，辩相“追崇净影”，依然去净影寺讲法，甚至还出资描绘了慧远的图像，常常礼敬。
到净影寺的除了慧远的弟子，还有跟慧远师承密切的僧人，最为著名的是灵裕。灵裕是僧凭的弟子，而僧凭是慧光的弟子，所以灵裕跟慧远一样，都是慧光的再传弟子。灵裕早在北齐时期就号菩萨，地位崇高。北齐被北周灭亡之后，隐居起来。开皇三年（583），被隋文帝任命为相州僧都统。开皇十年（590），被召到京师，比慧远晚了三年左右。他到京师之后：
当于京辇入净影寺，正值布萨，径坐堂中。见远公说欲，裕抗声曰：“慧远读疏而云‘法事因缘，众僧听戒’，可是魔说。”合座惊起，怪斥其言。识者告远，远趋而诣堂。裕曰：“闻仁弘法，身令易传。凡习尚欣，圣禁宁准。”远顶礼自诫，衔泣受之。[56]
不过显然灵裕并不认同隋文帝分舍利建塔中的一些操作，他认为建塔过程中出现的祥瑞，是“祸福兼表”，甚至是凶兆。这也可以理解为何他在北齐地位崇高，而到了隋代却并未为隋文帝任用的原因。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净影寺这种地位的根基，在于慧远在其弟子心中以及佛教界的地位，并非是宗派壁垒森严的产物。随着慧远的去世，弟子逐渐离散，[57]到了第三代时，净影寺就逐渐衰落，在唐代长安城中的地位，不复之前的光景。隋唐长安寺院地位的兴衰起落，跟世俗权力的干预紧密相关，佛法不依王者则不立，而一个寺院的兴起与衰落，则往往跟其世俗的赞助人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为大家所熟知，不须赘述。[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