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区域经济体系的非独立性和独立性及其作为运河地区的特殊性
尽管明中期至清晚期的济宁地区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如中心地理论所表述的在一个层级体系内的机制，但它的形成并没有沿着这样一种逻辑：在本地区内“从下而上”逐步创立市场和市镇。相反，它起源于一个“自上而下”的类型：农村市场和市镇被中心城市济宁所驱动，而济宁自身的商品经济却起源于运河运输和贸易。[97]这不同于同时期经历着更为普遍和深刻商品化的长江三角洲——在那里农村的蓬勃商品性生产和星罗棋布的基层市场是地区市场体系的基石，而济宁地区所在的山东西南部大都不发达。
济宁的崛起和最初成长与其贫瘠的腹地没有什么关系。大致上济宁及其腹地经济的起伏与运河运输和贸易的节奏相吻合。一方面大运河转输系统刺激贸易和生产，统合区域化，其商品流通成为当地财富的主要源泉；另一方面也因地方经济过度依赖运河而形成受制于外部因素的瓶颈。济宁经济区形成的推动力并不是内生的，即为本地区小经济单位的要求驱使，而是运河上跨区域商品和资本运动的结果。这个城市化进程，伴随着与之俱来的人口的职业分化，以及携带商品、组织、信息、风尚和资本的职业性移民，在很大程度上重新塑造了济宁的性格和走向。这个过程奠定了以济宁作为地区放射核心的功能和特色，以及受外来因素制约的经济非独立性。
济宁及其周边商品化的加深和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地区内部的生产能力。从明中期开始，为了满足济宁及其腹地商品生产与流通的区域分工背景下的城乡手工业的要求，商品性强的经济作物被广泛种植。这种趋势加剧了农村市场的扩张，远远超出了作为主粮过剩的偶然交换以及基本消费品流通。同时，跨地区的贸易和劳动的分工，如明末布—棉的南北交换，加速了济宁地区内的农业商品化和原本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在这个过程中，济宁与它的卫星市镇不但领导着商品的市场交易，而且成为雇佣、资本、交换、金融服务和技术传播的渊薮。如此，济宁城市系统的功能接近或达到了这么一种状态：“城市经济取得了穿越零乱的郊区进入农村的外围的大都会形式。”[98]农村地区受到城市化的推动，市场力量逐渐地将农村地区城市化或城郊化。
像其他大城市一样，济宁有专门的蔬菜和其他日用品市场，“菜市在东关”，“鸡市在南关”。[99]最邻近的郊区生产主要供给城市与城郊人口的日常消费，蔬菜、家禽、渔业等副业发展起来。它们有力地支持了城市和郊区经济。其实，它们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地区市场层级中，农村市集是最基层的市场节点。在济宁及其属县和附近地区的方志中，都有这类市、集、店的条目，尽管缺少更为详细的资料。[100]农村市场的增长支持了城市、市镇的商业和生产，同时也反映了城市化向农村的渗透。
这意味着地区经济的某种独立性，如施坚雅所说的作为一个“总的城市系统”而运行。在这个系统里，城市的网络通过分类、动员和调节劳动、资本和信息有效地启动地区经济。[101]在济宁地区，整个地区商品化和城市化从根本上改变了城乡关系，形成了以分层的、分级的市场为基础的地区经济系统。在施坚雅意义上的“地区系统”范畴内，从明中期开始的济宁地区的城—乡连续体可以被认作一个“整合起来的构架”，这是考虑到济宁与它腹地上多级的节点上的互动；这些节点的市场功能上的联系和“城市性”的程度是根据它们逻辑上而非仅仅地理上与济宁的远近而变化不一。[102]济宁的经济中心性是将它的腹地化合成一个统一的地区市场层级的根本向心力。
概言之，济宁城区和城郊及其邻近地区在山东西南部组合成了一个具有核心—边缘结构的地区共同体。济宁个案中显现出一个核心—边缘的特殊运河地区结构：紧靠运河地带的城镇商品化、城市化发达，它们的邻近地区则作为其边缘腹地而存在。同时，作为华北平原大区内的一个组成部分，大济宁地区可以被视作一个亚北方地区。然而，济宁的“地区”界限并不明朗。这个地区的经济导向意味着其地区系统越出了施坚雅关于传统中国境内大区划分的藩篱。运河运输使得跨区域交换穿透了施坚雅地区模式的整齐规则性。大体上说，明清阶段济宁所在地区的整合力和生命力因为运河的活力而空前增强了，而济宁作为山东西南部的经济核心由于市场基础而存在。在济宁地区内，市场杠杆测量着市场层级体系和网络中各个节点的城市化程度和深度：中心城市、市镇以及大小不一、姿态各异的农村集市。我们可以认为：这个地区被适度地整合成了一个前现代或准现代地区和运河类型的地区，与当时中国其他相对独立的发达经济地区相似（如江南、岭南各大区内的亚区），但不同于为一个统一的全国市场所驱使的现代地区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