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宙观的变迁与早期中国学术
中国学术与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有密切关系，钱穆先生晚年论中国学术，认为其最大的价值在于天人合一。大陆学者就此展开热烈讨论。天人合一是宇宙观问题，中国学术中贯彻了这种精神，宇宙论与中国学术有莫大关联，应无疑义。
然天人合一只是古代宇宙观中之一种，还有一种与之相对的即天人相分。天人相分是与绝地天通联系在一起的，并且在早期文明中，这种宇宙观应居于主导地位；天人合一是与天地融合联系在一起的，其占据主流当是西周以来的事情。
宇宙观之于中国学术的影响，有诸多表现，首先一点，笔者以为在于其延缓了统一的自然观念的形成。在天地相分的框架中，天与地无法构成一个完整的自然。统一的自然观念的出现，目前所知，要到春秋时代。《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表述序列中人与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天地相分框架下的认知。所谓地法天，笔者以为可以从数术文献中的相关概念看出来。睡虎地秦简《日书》甲种“土忌”中，有“地杓”、“招摇合日”的概念，这两个概念明显是法天的结果，地杓当是与天之北斗相应的，招摇也是天星的名称。《日书》是广义上的宗教文献，其时代就目前关于古代的知识看，都是战国时期出现的。地法天的表述，当是宗教哲学化的结果。
这里有一个问题，《老子》的表述中天地之于自然有远近关系的差异，并没有说天地都是自然，而无所谓谁法谁的问题。笔者理解应该是宇宙观的变迁造成的认知结果。在天地相分的框架，地上虽然也有祭祀神明之事，但那个祭祀是为政治服务的，与可以向哲学转化的宗教之学当有不同。前举《日书》中的概念，应是在天地重合的框架中，效仿天的神性塑造地的神性而生的，应该是宗教意义上的地法天，经哲学化而有《老子》的叙述。具有至上特征的宗教是与天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当宗教向哲学转化，天与道的关系更近，天法道应该是指这个意思。自然概念的出现应该是天地重合之后，由于地的加入而出现的。当人的自主意识逐渐增强，意识到人得天地之中而生，人独立于天地而存在，并且可以参天地之化育，事实上需要一个更高的概念来描述与人相对的存在，“自然”应运而生。《老子》的表述省去中间环节，就是人效法自然。
“自然”概念的晚出，笔者以为，直接导致了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不发达，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性格，影响了中国古代科学的逻辑化。现在讨论古代自然哲学，离不开阴阳五行，而古代论述阴阳五行的文献，则不外于巫、数之书。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早期科学，长期与巫数之术伴生。
就具体学科看，古代地理之学明显落后于天文之学，应是与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山海经》虽然时代很早，但《山海经》与其说是地理之书，不如说是早期政书，古人将其与《禹贡》相提并论，是有道理的。《禹贡》首先是政书，然后才是今天意义上的地理之书。政治本于地，故早期政治会关注于人群的地理分布，也才有了《山海经》、《禹贡》这样的书，但其所探求的并非地之理，与科学意义上的地理学还有不同，也许可以说是政治经济地理或人文地理。科学意义上的地理之学当是在赋予了大地以内在之理的观念之后出现的，[12]而这应该是在地法天后产生的，也就是说应该是在天地重合之后出现的。
与自然之学发展迟缓相比，中国古代的人文之学因为天人相分的宇宙观，起步发展比较早。前面曾提到，尧时代的人间文化的发展，是与天人相分联系在一起的。人间文化主要表现为礼乐文化。中国古代礼乐文化之发达，在众多古文明中，可谓一枝独秀。礼乐文明是为人服务的，所以中国古代人的意识觉醒也比较早。《易经·比》中已经有了“比非人，凶”的爻辞，所谓非人，就是不讲礼的人，所谓“人而无仪，胡不遄死”。并且，在《易经》中已经有了德行根植于人心的叙述，这说明人的自我意识已经很强。《尚书》中已经有了“节生（性）”的观念，与此也当是相应的。人得天地之中的意识是与人的独立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文化观念的发展，笔者以为都是与天地相分的框架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宇宙论框架使人较早地与神保持一个理性的距离，对于神的意义也有理性的认识。
不过，进入西周以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步伐减慢了，笔者以为与宇宙观的变迁有很大关联。虽然原先的认识得到保留，但发展却很缓慢，一直到孟子才出现了仁义礼智根于心的认识。也就是说，天人合一的认识，某种意义上不利于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虽然西周人的天命观是以德为基础的，但既承认天命的存在，对宗教进行祛魅就很难，人的独立性意识的发展便有困难。命定论是对人的自主意识发展的最大障碍。当然，我们不否认社会经济形态对于人的自主意识发展有基础性意义，但作为一种意识，自主意识首先是与社会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
孔子曾提出“天下一人”的主张（《礼记·表记》），这是儒家突破贵族社会的思想框架，在对人的认识上的一大贡献。这个观念强调的是人人都能成为人，而所成之人应是儒家关注的社会性的具有文化教养的人，并非自然人。孔子有教无类，就是希望帮助没有权利接受教育的人成为人。孟子讲仁政，则是希望为人人成为人提供一个基础性保障，而成人则是自己的事情，因为人固有四端，皆有成圣的基础。但这种极具前瞻性的认识，在中国古代始终未得充分发展，笔者理解同样与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经历了汉代的苗黎乱德。
中国早期学术还有一个现象，笔者以为与宇宙论有关，即数术之学的兴起。数术源于巫术，并且主要在四夷发展起来，经过汉代的大发展，成为中国古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学术也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为背景。天人相分的宇宙观下，发展的主要是与人相关的礼学，以及以礼学为基础的诸子百家之学。数术之学之所以在汉代大发展，应该是与汉代的宇宙观联系在一起的。而传统礼学在汉代则几乎无发展，[13]从考古发现的实物看，西汉时代浙江地区的墓葬陪葬品犹有鼎盒等仿铜礼器组合，到了东汉，这种现象几乎消失。[14]这应该是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变迁联系在一起的。而社会文化的变迁则与宇宙观的变迁有密切关系。与礼学衰退相应的就是数术之学的发展，《汉书·艺文志》数术略是一个独立门类，可见西汉当时的学术面貌；东汉的数术文献较西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很多文献的名称没有能保留下来。[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