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文
1.陶磊：《试论西周的公族土地所有制》，《陕西历史博物馆馆刊》第四辑（1997年）。
2.陶磊：《试论春秋列国的土地所有制》，《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7年第3期。
3.陶磊：《晋侯苏钟与月相四分法》，《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9年第3期。
4.陶磊：《月霸考》，载《追寻中华古代文明的踪迹》，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5.陶磊：《初吉月首说》，《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3期。
6.陶磊：《太一生水发微》，载《古墓新知》，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7.陶磊：《郭店儒简与告子学说》，载《郭店楚简与早期儒学》，台北：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
8.陶磊：《早期儒家与易学》，《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
9.陶磊：《月相新札：哉死霸》，《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2期。
10.陶磊：《月相新札：生霸吉》，《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3期。
11.陶磊：《马王堆帛书<刑德>甲、乙本的初步研究》，载《简帛研究二〇〇四》，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12.陶磊：《<恒先>思想探微》，载《中国古代文明研究与学术史》，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年。
13.陶磊：《斯文与中庸之道——兼谈“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证据的问题》，载关世杰主编《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
14.陶磊：《明堂考论：以上古宗教、宇宙论的变迁为背景》，载《浙大史学精粹——中国古代史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
15.陶磊：《萨满主义与吴越文化：理解吴越的一种方式》，《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
16.陶磊：《<太一生水>的再认识》，载《简帛研究201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17.陶磊：《早期儒学与古典政治》，《古典研究》2014年春季卷。
18.陶磊：《<易传><中庸>与宋明理学》，《古典研究》2015年夏季卷。
19.陶磊：《早期儒家与神秘主义》，《古典研究》2016年夏季卷。
20.陶磊：《萨满主义与早期中国哲学中的神秘主义》，《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
【注释】
[1]学者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早期国家形态的演进上，如苏秉琦先生基于考古材料提出的古文化古城古国、方国、帝国的线索，古史学界还有其他不同的讲法。
[2]Mircea Eliade（埃利亚德）指出，根据许多传统，在神话时代，所有人（原词用men）都有飞行的能力，所有人都可以上天。参见其Shamanism：Archaic Techniques of Ecstasy（《萨满主义：古代的神游技艺》），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72年，第478页。中国上古的绝地天通也可以放在这个大的背景中去观察。
[3]关于大有卦爻辞的解释，参拙著：《周易新解：萨满主义的视角》，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
[4]关于明堂的讨论，参拙文：《明堂新探：以上古宗教宇宙论的发展为背景》，载《浙大史学精粹》（中国古代史卷），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4页。
[5]笔者对于《保训》的解读，参拙文：《清华简<保训>浅识》，该文系提交给清华大学“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2013年6月17—18日）的论文，见会议论文集第287—291页。
[6]参拙著：《斯文及其转型研究》第一章“政治的发生”，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5—41页。
[7]萨满主义文化中存在巫统、血统的分疏，不限于中国境内，据埃利亚德所述，Yukagir、Koryak、Chukchee等部族也有所谓“家萨满”的存在（前揭书246—247页），这意味着这些地方的萨满主义文化中也存在巫统、血统的问题。
[8]关于上古北方存在两位方位帝的认识，参拙著：《巫统、血统与古帝传说》上编“五帝构成论”，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4—54页。
[9]关于商后期的宗教斗争，参拙著：《从巫术到数术：上古信仰的历史嬗变》第一章“从萨满文化看上古宗教的变迁”，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0—46页。
[10]埃利亚德曾提到，新几内亚东面的Dobu，巫术礼仪者与神游者的结构性差异默认的是基于性别的分界。见前揭其著第363页。
[11]关于商周之际女性地位的讨论，详参拙稿《<周易>所见商周之际的女性与婚姻》，见拙著：《周易新解：萨满主义的视角》附录六，第226—239页。
[12]“地理”一词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著作中，参唐锡仁、杨文衡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地学卷》，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72页。
[13]西汉虽制礼，然始终不合周礼，至汉元帝始欲回复古礼；王莽新朝欲复辟古制，结果天下大乱；东汉章帝时曹褒建言制礼，然不了了之。参向晋卫：《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载《云南社会科学》2006年第3期，第102—105页。
[14]参刘波：《浙江地区西汉墓葬的分期》，《南方文物》2000年第1期，第58—69页；黎毓馨：《浙江两汉墓葬的发展轨迹》，《东方博物》第9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3年。
[15]《汉志》数术略记录了一百零九家（中华书局点校本作“百九十家”，衍“十”字），两千五百多卷书[（汉）班固：《汉书》卷30《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1775页]；东汉时代的数术典籍数量不明，据裴松之《三国志注》所引《（管）辂别传》，言其时“术数有百数十家，其书有数千卷”[（晋）陈寿：《三国志》卷29《魏书·方伎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827页]，数量较《汉志》有增加，具体情况难以详知。
[16]参拙著：《从巫术到数术》第五章“从神话到宇宙论”，第130—157页。
[17]前述巫师中的玄冥与禺强的分化，在红山文化中可以找到一些痕迹，而这种痕迹在年代更早的北方就存在，也就是说，绝地天通前，北方民族就已经存在人神分离。这个北方民族应该就是通古斯人。后来的女真族建立的金，以及清朝，都是这个族源。而这两个族群又都好儒，这当与他们在文化上与中华具有同源性有关。
[18]参拙文：《萨满主义与吴越文化：理解吴越的一种方式》，《浙江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第126—135页。
[19]埃利亚德在论述South Borneo的Ngadju Dyak的宇宙观念时，提到了其一个特别的概念，尽管他们知道上面与下面的世界，但他们不认为自己的世界是第三个世界，而是上下两个世界的总和。见前揭其著第284页。这个宇宙观与良渚文化的宇宙观有相似之处。汉代董仲舒提出天人相应的模式，也是天地一体观念的体现，当是南方文化的内容。
[20]参朱乃诚：《良渚的蛇纹陶片和陶寺的彩绘龙盘——兼论良渚文化北上中原的性质》，《东南文化》1998年第2期，第15—22页。
[21]参孟原召：《屈家岭文化的北渐》，《华夏考古》2011年第3期，第51—63页；刘俊男：《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及其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中原文物》2013年第1期，第23—62页。需要指出的是，长江中游的文化与下游的文化又有差异，还有待更具体深入的研究。
[22]参埃利亚德前揭书第4—5页。
[23]据埃利亚德的叙述，北方与南方的萨满主义内容上的不同有些确实可以与中国联系起来，比如家萨满，其书中提到Yukagir、Koryak、Chukchee等部族都有存在（前揭书第246—247页），并且讲在Yukagir女性不可以充当家萨满。这些部族都属于北方。而其讨论印度尼西亚、大洋洲等地的萨满主义的宇宙观、神话，则强调了其女性的特征。这些内容上的差异在中国上古时期南北文化的差异中都有存在。
[24]这个差异置于南北萨满主义神学的差异背景中更容易理解，据埃利亚德所述，北方的萨满主义更强调萨满借助神灵的力量完成宗教行为，而南方凸显更多的是所谓神灵附体，所谓“possesion”。尽管埃利亚德强调“possesion”不要与萨满主义混淆（前揭书第346页）。但在笔者看来，南方的这种“possesion”其实也是南方强调同一的体现，神灵与人的同一；北方虽强调萨满的神游能力，但人与神并未混淆，这或许是北方可以从神话时代走向文明时代、实现人神分离的基础。
[25]在《萨满主义与早期中国哲学的神秘主义》（《学术月刊》2016年第9期，第169—178页）中，笔者将南北神秘主义差异的基础诉诸阴精与阳精，灵应该就是阴精的结果，也是以精气为基础的。
[26]埃利亚德在讨论中国萨满主义时，注意到中国道教与印度尼西亚、波利尼西亚宗教文化中一些类似的现象，比如在神灵附体后自发的对萨满行为的模仿（前揭书，第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