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关东五大德僧团在大兴城的展开
关东六大德进入大兴城，对这座新建都市的佛教布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前一节我们重点论述了净影寺慧远僧团的情形，本节我们梳理其他五大德僧团到达长安后展开的情形，以及这些僧团此后对长安佛教发展的影响。
1.宝镇系
有关宝镇系的资料很少，道宣的《续高僧传》甚至没有为其做传，非常令人费解。以其与其他五大德并驾齐驱的地位，不应该遭受如此待遇。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宝镇与道宣一样，也是律师。是否因为律学之争端导致道宣有所取舍，因为史料缺憾无从得知。尽管宝镇在《续高僧传》中没有本传，但是其弟子宝宪却有：
释宝宪，郑州人，宝镇律师之学士也。……开皇之始，与镇同来住大兴善。威仪调顺，言无涉俗。仁寿奉敕，置塔洪州。……宪还京室，寻事卒也。[59]
从这则材料看，如其他僧团一样，宝镇律师也是携带弟子进入大兴城的，待遇也与其他五大德一样，安置在大兴善寺。他的弟子宝宪也奉敕到洪州分舍利建塔。
2.慧藏系
慧藏是法师，姓郝氏，赵国平棘人。他精通涅槃、律仪、智论、十地、华严、般若等经论。如其他大德一样，早在北齐时期，就得到北齐君主的崇敬和礼遇。“齐主武成，降书邀请，于太极殿开阐华严。法侣云繁，士族咸集，时共荣之，为大观之盛也”。但是北周征服北齐，把灭佛政策带入北齐旧地后，慧藏就“铲迹人间”，避于山野。隋朝建立，再度出家。开皇七年（587），隋文帝诏其进京：
杖锡京辈，仍即谒帝。承明亟陈奥旨，凡所陶诱，允副天心，即六大德之一也。……时有沙门智稳（隐）、僧朗、法彦等，并京室德望，神慧峰起。祖承旧习，希奉新文，乃请开讲金刚般若论。……以大业元年（605）十一月二十九日，遘疾卒于空观寺，春秋八十有四。[60]
道宣《续高僧传》提到的智稳（隐）、僧朗、法彦是慧藏的弟子。而金刚般若论则是慧藏擅长的佛学。僧朗如慧藏一样，“入关住空观寺”，“仁寿置塔，下敕令送舍利于番州，今所谓广州灵鹫山果实寺宝塔是也”。[61]开皇十二年（592），隋文帝设置十大德参与大兴善寺译场，其中就有慧藏。[62]
慧藏的弟子中，在开皇十六年（596）立众时，就有两位众主。一位是智隐，另一位是法彦。其中智隐开皇七年（587）跟随慧藏进入京师：
释智隐，姓李氏，贝州人，即华严藏公之弟子也。……开皇七年（587），敕召大德，与藏入京住大兴善。通练智论、阿毘昙心及金刚般若论，明其窟冗。至十六年（596），以解兼伦例，须有绍隆，下敕补充讲论众主，于经藏寺，还扬前部。仁寿创福，敕送舍利于益州之法聚寺，寺即蜀王秀之所造也。……晚又奉送置塔莘州。……卒于京室。[63]
这里所说的华严藏公，显然不是后来的法藏，而是慧藏。智隐跟随其师进入大兴城，被安置在大兴善寺，开皇十六年（596），被任命为讲论众主，居于经藏寺。
慧藏的另外一个弟子法彦，则在同一年被任命为大论众主：
释法彦，姓张，寓居洺州。……齐公高颖，访道遐方，知彦声绩，乃迎至京邑。……开皇十六年下敕以彦为大论众主，住真寂寺，镇长引化。仁寿造塔，复召送舍利于汝州。四年。又敕送于沂州善应寺。……彦传业真寂，道俗承音。左仆射高颖奉以戒法，合门取信，于今不倾。[64]
这是隋唐长安城佛教与世家大族关系的一个关键情节。法彦是高颖请到京师来的。而开皇十六年，隋文帝任命法彦为大论众主时，就是居于真寂寺。高氏家族对真寂寺（武德二年，即619年，改名化度寺）的支持，一直延续到唐高宗时代。道宣说高氏“合门取信，于今不倾”，正是对此的真实描述。法彦在此担任大论众主，也说明大智度论也一度在此寺昌盛。
3.僧休系
僧休法师同洪遵、慧远一样，在北周末年稍稍复兴佛法时“初应诏为菩萨僧”，“同居陟岵”，开皇七年（587）召入大兴善寺。他的弟子宝袭也在此时跟随入京：
释宝袭，贝州人，雍州三藏僧休法师之弟子。……从休入京，训勖为任。开皇十六年，敕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四时讲化，方远总集。逮仁寿造塔，又敕送舍利于嵩州嵩岳寺。……末又送于邢州泛爱寺。……至文帝升遐，起大禅定，以名称普闻，召而供养。武德末年卒于住寺，春秋八十矣。[65]
宝袭于开皇十六年（596）敕补为大论众主，于通法寺讲法。宝袭的弟子昙恭、明洪“皆善大论”。贞观元年（627），昙恭被任命为济法寺上座，后又召入弘福，又令知普光寺任。明洪也召入普光寺。[66]
僧休似乎活到了唐代。而且他似乎最晚在开皇十九年（599）就回到了邺。道杰曾于开皇十九年（599），“自卫适邺，听休法师摄论，又于洪遵律师所听四分”[67]。到了唐初，玄奘也曾经到相州（也就是邺）拜访僧休，“质问疑碍”[68]。
4.昙迁系
昙迁精华严、十地、维摩、楞伽、地持、起信等，后周武灭佛，逃遁金陵，又研究摄论、楞伽、起信、如实等论。隋朝建立，北返徐州，如道宣所说：“摄论北土创开，自此为始也。”开皇七年（587）秋，隋文帝下诏：“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闲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惠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可以想见，这封由隋文帝发给昙迁的信，同样也发给了其他五大德。召他们入京是为了“崇建正法、刊定经典”。因为摄论在北方刚开始弘扬，所以希望来听的人很多，乃至如“沙门慧远，领袖法门，躬处坐端，横经禀义”[69]，丝毫不见有任何门户之见、宗派之别。对于新知识，就像慧远这样的佛教领袖，也不辞正襟危坐，认真聆听。
昙迁系原跟其他六大德僧团一起住在大兴善寺，开皇十年（590），昙迁僧团移入新建立的胜光寺：
敕为第四皇子蜀王秀，于京城置胜光寺。即以王为檀越，敕请迁之徒众六十余人，住此寺中受王供养。[70]
这里的“昙迁之徒众”，按照昙延僧团的例子，或可叫作“迁众”。延众发展成为延兴寺，迁众则发展成为胜光寺。胜光寺为隋、唐两代的重要寺院，在隋代为蜀王秀供养，地位突出。我们很难想象，开皇十六年（596）官方立众时，胜光寺不占据一席之地。之所以并无其僧众出任众主的记载，或仅仅源于史料的缺乏。因为胜光寺的缘故，昙迁僧团与蜀王秀紧密联系在一起：
十三年（593），帝幸岐州，迁时随彼，乃敕蜀王布围南山，行春搜之事也。王逐一兽入故窑中，既失踪迹，但见满窑破落佛像，王遂罢猎，具以事闻。迁因奏曰：“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恸，有心无事。”……故一化严丽。迁寔有功。[71]
仁寿元年（601）分舍利建塔，也与昙迁有密切关系：
文帝昔在龙潜，有天竺沙门以一颗舍利授之云：“此大觉遗身也，檀越当盛兴显，则来福无疆。”言讫莫知所之。后龙飞之后，迫以万机，未遑兴盛。仁寿元年，追惟昔言，将欲建立，乃出本所舍利，与迁交手数之。虽各专意，而前后不能定数。帝问所由，迁曰：“如来法身，过于数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遗质，以事量之，诚恐徒设耳。”帝意悟，即请大德三十人，安置宝塔为三十道，建轨制度一准育王。[72]
因为昙迁是“蜀王门师”，文帝欲令昙迁到蜀中送舍利建塔，宰辅们认为蜀道艰险，最后改为到岐州凤泉寺起塔。独孤皇后崩后，文帝于大兴城西南置禅定寺，专门弘扬禅学，任命昙迁为寺主，于海内召禅师一百二十人，每人可带两名侍者，入禅定寺修行。大业三年（607），昙迁去世，葬于终南北麓胜光寺之山园[73]，显然可见，昙迁始终是以胜光寺为弘法讲学的中心。昙迁僧团最初有六十多人，其中不乏高僧大德。比如道英，“在京住胜光寺，从昙迁禅师听摄论，迁特赏异之。……后入禅定”[74]。灵辨，“年十三得出家，住胜光寺。乾素与昙迁禅师，芝兰允洽，因令亲侍，咨受异闻”[75]。智正，“与昙迁禅师同入魏阙，奉敕慰问令住胜光”[76]。其他跟随昙迁学习摄论的还有静琳，“后入关中，遇昙迁禅师讲开摄论，一闻如旧，慧不新闻。仁寿四年（604），下敕送舍利于华原石门山之神德寺，琳即于此住”[77]。道哲，“沙门昙迁有知人之誉，敬备师礼，从受摄论”[78]。最能说明此时僧人无门派之别的是净业，他最初是跟慧远进京的，可谓慧远的嫡系，但是后来跟随昙迁学习摄论，“及远膺诏入关，业亦负帙陪从。……晚就昙迁禅师，学于摄论。……仁寿二年（602），被举送舍利于安州之景藏寺。……大业四年（608），召入鸿胪馆，教授蕃僧。九年复召住禅定寺”[79]。
5.洪遵系
洪遵是隋、唐律学的大师。不过出了律部，他也研修华严、大论，并“就诸禅林，学调顺法”。他是邺人，在北齐时就已经成名。“齐主既敞教门，言承付嘱，五众有坠宪网者，皆据内律治之。以遵学声早举，策授为断事沙门。”虽然与慧远所学侧重不同，但是两人关系紧密，洪遵“常与慧远等名僧通宵造尽”。北齐被北周攻灭之后，洪遵隐居于白鹿岩中。开皇七年（587），与其他五大德一起，携弟子十名，进入大兴城，安置在大兴善寺。六大德中，洪遵是唯一一个亲自担任众主的，其他诸位都是由弟子担任。“至十六年（596），复敕请为讲律众主，于崇敬寺聚徒成业。”
由于洪遵对《四分律》的提倡，导致原本盛行关内的僧祇律逐渐被取代：
先是，关内素奉僧祇，习俗生常，恶闻异学。乍讲四分，人听全稀。还是东川，赞击成务。遵欲广流法味，理任权机。乃旦剖法华，晚扬法正。来为开经，说为通律。屡停炎澳，渐致附宗。开导四分，一人而已。迄至于今，僧祇绝唱。[80]
由于洪遵的持续弘扬，《四分律》逐渐成为律学的主流。其律学的传承人，主要是智首律师。智首于律学的地位，凡学佛教史者多半熟悉。智首的弟子道宣，更是一代律学大师。智首是“随师入关”，也就是作为洪遵的十位弟子之一到达大兴城的。洪遵对他非常器重，“亲于法座，命众师之”，也就是说让僧众以师礼对待智首。用智首的弟子、《续高僧传》的作者道宣的话说，智首“三十余载，独步京辇，无敢抗衡。敷演所被，成匠非一，所以见迹行徒知名唐世者，皆是首之汲引”[81]。而道宣自己，也延续了洪遵、智首的《四分律》，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等著作，号称中国佛教史第一律学名匠。道宣更是唐代前期长安城的佛教领袖，长期担任西明寺上座等教职。而此后长安城内的律学，便由洪遵一系的僧人占据主流地位，道宣的门人文纲在道宣之后也在长安律学中领袖群伦，为睿宗的菩萨戒师。这些都已经为大家熟知，不须赘述。而长安城内律学的这一格局，却奠定于开皇七年（587）洪遵律师到达长安。[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