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吏到术士：参谋职掌的变迁
戴伟华指出：“考释唐代方镇文职僚佐职掌，因其职微，非常困难，故欧阳修撰《新唐书》已不能确释，胡三省注多依《新书》或以宋例唐间有疏误，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僚佐考》务在系统整理考订但难免阙失。”[81]这主要是针对推官、巡官及衙推等低级僚佐而言。而参谋由重而轻，最后沦居于将校之末，其职掌的变迁最为剧烈，更是复杂难考。《通典》注云“参议谋划”[82]，《新唐书》所记“行军参谋，关豫军中机密”[83]，具有鲜明的军事特征，都是指其原本之职掌，主要适用于唐代前中叶。《王士林墓志》云：“元戎闻而嘉之，署为节度参谋，与之参谋军事”[84]；《定命录》记载幽州有一参谋姓胡，刺史“郭举此人有兵谋。至十月，策问及第，得东宫卫佐官，仍参谋范阳军事”[85]，都体现了参谋所具有的参议军机的特征。乾元二年（759），唐肃宗召见元结，问以方略，“君悉陈兵势，献时议三篇”，被当场任命为山南东道节度参谋[86]；白锽为“滑台节度参谋，军府之要，多咨度焉”。[87]由于参谋的职掌是参议军事机密，故深得节度使的信任，有的参谋甚至可以左右藩镇的命运，如元和十五年（820）底，成德军节度使王承宗去世，“时参谋崔燧密与握兵者谋，乃以祖母凉国夫人之命，告亲兵及诸将，使拜承元”[88]，承元遂被新上台的唐穆宗任命为义武军节度使。
除了参议军机之外，参谋还经常奉命出使。建中三年（782），淮西李希烈叛乱，攻陷汴州，淮南节度使陈“少游惧，乃使参谋温述由寿州送款于希烈”。[89]王仲堪被幽州节度使刘济奏充节度参谋后，奉命出使蒲州：“以为诸侯聘问，岁惟其常，妙选行人，以通两君之好。贞元十二年（796）冬十一月，公奉使于蒲；春二月，旋车自蒲，经途遥遥，旅次云鄙，以贞元十三年（797）二月三日不幸暴殂于望岩之传舍，享年六十有四”。[90]他以六十四岁高龄，仍任节度参谋，衔命出使蒲州，最终客死途中。元和七年（812），魏博田季安卒，内部发生兵变，田兴被推举为主，并被唐宪宗正式任命为节度使。他延聘布衣崔欢，“遂请摄节度参谋，俾之奏事”，所上《谢授节钺表》末云：“谨差摄节度参谋、王屋山人臣崔欢，谨奉表陈奏以闻”。[91]又如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乃强署造节度参谋，使于幽州”[92]，都是参谋奉命出使之例。胡三省曾注：“行官，主将命往来京师及邻道及巡内郡县。”[93]参谋的这一职掌与之类同，而行官职级颇低，亦可见参谋地位的沦落。上揭《王仲堪墓志》称“公有全材而位不高，则梁竦悲乎州县，冯唐老于郎署，可以言命矣”[94]，可以为证。
然而，参谋职掌最大的变化还不在此，而是从参议军机转变为阴阳技术之事，这一点唐人李涪已经指出，而今之治唐代官制的学者则多所忽视。其实早在安史之乱以前，曾任幽州都督的张说在《举陈寡尤等表》中就说道：
幽州节度使参谋刘待授，年六十四（贯京兆府）。右怀德退静，立操端确；精通术数，堪备顾问。[95]
与崔欢同样年龄的幽州节度参谋刘待授，“精通术数”，这是因为军事行动需要察观天文星象，行军出师之前还要进行占卜，故参谋必须具备相关的术数知识。到安史之乱以后，参谋“必以阴阳技术者处之”的特点更加突出，然其地位也因之趋低，沦落到将校之末。他参议军机的职掌已显得微不足道，主要任务是从事历法编撰及阴阳五行、天文术数、占卜丧葬等事。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后唐随驾参谋耿瑗升任为司天监，后晋司天监中的天文参谋赵延乂、杜升、杜崇龟等人校核历法。敦煌文献中保存了许多参谋编造的具注历，相关研究者虽然论及了曹氏归义军参谋翟奉达、翟文进、安彦存等人[96]，惜对参谋一职的本身未作考察。P.3451《张淮深变文》记载归义军击败回鹘后，获得唐廷嘉奖，但回鹘王子不甘失败，再次领兵来犯，节度使张淮深得知情报后，便拟出兵迎击：
尚书既闻回鹘□□，□□诸将，点锐精兵，将讨匈奴。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西行，兵家所忌。”[97]
据P.3322《推占书》末题“庚辰年（860）正月十七日，学生张大庆书记之也”[98]，可知他在学生时代就学习抄写《推占书》，懂得占卜与五行知识，故毕业后得以担任参谋。他从五行理论出发反对出兵，虽然体现了参议军机的职掌，但把五行知识与参议军机结合起来，却遭到张淮深的驳斥，后者果断进兵，在西桐海畔大获全胜，使参谋张大庆的五行知识在军事实践中验证了失败，其地位越益降低，更难在军事上发挥参议谋划的作用。
除了张大庆，归义军幕府中的其他参谋身上已完全看不到军事色彩，他们从事的是阴阳、占卜、丧葬、历法等事。P.2937《太公家教》背题：
维大唐中和肆年（884）二月廿五日，沙州敦煌郡学士郎、兼充行军、除解纸、太学博士宋英达。[99]
“行军”一般指行军司马[100]，但宋英达的身份为学士郎，太学博士似为“州学博士”之讹，或者是他所带的检校官，故此“行军”当为行军参谋，而非职级甚高的行军司马。从其负责“除解纸”及兼任博士来看，行军参谋宋英达的职掌主要是从事占卜，具备丰富的文化知识。参谋兼任沙州经学博士（简称“州学博士”）的现象在归义军时期极为常见，S.2263《葬录卷上并序》署云：“归义军节度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仕（士）、将仕郎张忠贤集”，从“于时大唐乾宁三年（896）五月日下记”及篇中出现的“节度使南阳张公讳承奉”[101]等句可知，他在张承奉统治初年就出任节度押衙、兼参谋、守州学博士。P.4640v《己未至辛酉年（899—901）归义军军资库司布纸破用历》凡三处提到他的名字：
[己未十一月]廿七日，支与押衙张忠贤造历日细纸叁帖；
[十二月]廿三日，支与押衙张忠贤造文细纸壹帖；
[庚申年八月]廿七日，支与张忠贤助葬粗纸壹束。[102]
这里只是简单记录张忠贤的押衙职衔，仅代表他为节度使的亲信身份[103]，而略书了参谋、守州学博士。他除了通晓丧葬礼仪知识外，还参与编造历日，P.4996+P.3476《唐景福二年（893）具注历日》就有朱笔所书“吕定德写，忠贤校了”[104]的字样。
到曹氏归义军时期，著名历学家翟奉达、翟文进世袭担任参谋，前者也兼州学博士，他们编撰了大量具注历。向达曾经介绍过一件《逆刺占》，末题：“于时天复贰载岁在壬戌（902）四月丁丑朔七日，河西敦煌郡州学上足弟子翟再温记”，姓名旁注曰“再温字奉达”，可知其早年在州学中学习，抄写过《逆刺占》，[105]毕业后出仕于归义军幕府。莫高窟第220窟甬道北壁西向第三身供养人有他的题记：
施主节度押衙、行随军参谋、兼御史中丞翟奉达供养，后敕授归义军节□随军参谋、行州
、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左散骑常侍、兼御史大夫、怀
、上柱国之官也。[106]
“州”字后面的文字残损，当为“学博士”。由此可知，翟奉达任随军参谋在先，兼州学博士在后。在他编撰的具注历日上，早期的题署“随军参谋翟奉达”[107]，后来的则书作“州学博士翟奉达”[108]，说明在五代、宋初曹氏时期，参谋的地位比正九品下的沙州经学博士还低。尤可注意的是，S.95《宋显德三年（956）具注历日并序》首题“登仕郎、守州学博士翟奉达纂”，后署“写校勘子弟翟文进书”[109]，而S.1473《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具注历日并序》署作“押衙、知节度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翟文进撰”。[110]敦煌翟氏以历学传家，世袭参谋之职，这种私家传授的现象应与历法知识的专门性有关。
曹氏晚期还有一位节度参谋安彦存，也同样制作历日，兼擅占卜。P.3403《宋雍熙三年（986）具注历日并序》题云：“押衙、知节度参谋、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监察御史安彦存纂”[111]，P.2873《参谋安彦存等呈归妹等坎卦卜辞》末署：“□□月日，参谋安彦存等呈上”[112]，他从事历日编撰，精通八卦占卜，正是参谋掌握这些知识的反映。另外他还抄写了S.4307《新集严父教一本》，末题：“雍熙三年岁次丙戌（986）七月六日，安参谋、学侍（士）郎崔定兴写《严父教》记之耳”[113]，安参谋当即安彦存，对儒家知识也有很好的把握。
归义军时期的敦煌文献，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唐末五代参谋“必以阴阳技术者处之”的实际认知，他们几乎与军机事务无甚涉染，精通阴阳、五行、天文、历法、占卜、丧葬等专门知识，故往往兼任州学博士，这似乎又回到了安史乱前“非多学深识者，莫居是选”的状态，甚至可以从“精通术数”的幽州节度参谋刘待授的身上找到渊源，但在唐末五代地位沦落到“居将校之末”，已不再是“关豫军中机密”的要职。
通过对参谋一职的考察，我们发现，如果没有李涪在《刊误》中所说的那一段话，面对敦煌文献中许多参谋编撰历日的现象，就很难提纲挈领地抓住参谋职掌的变迁特征，不易理出头绪来；如果没有敦煌文献，恐怕也难以清晰地理解李涪对参谋在唐代前后期职掌、地位的变迁论述，不易体察其中的深意。[114]只有将传世文献与敦煌文献有机地结合起来，有些看似棘手的问题才能得以很好地廓清。
原载《复旦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