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
1.“A Southern Identity in North China:the Making of Jining Urban Culture in the Late Imperial Period.”Late Imperial China,Vol.32,No.2(December 2011).
2.“Building Urban Modernity in Hinterland China:Jining's Transition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1912—1937).”Journal of Asian History,44—1(August 2010).
3.“Resisting Marginalization in Late Qing China:Local Dynamics in Jining's Initial Modern Transformation,1881—1911.”East Asi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Vol.issue3(September2009).(URL∶http://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2Fs12140-009-9081-4)
4.“Interpreting‘Yan'an Culture.”East Asia Forum,Vol.8,Fall 1999&Vol.9 Fall 2000.
5.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以济宁为个案的研究》，《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
6.孙竞昊：《江南史研究与问题意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理论的检讨》（与孙杰合作），《浙江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7.孙竞昊：《中国古代区域史中的国家史》（与孙杰合作），《中国史研究》2014年第4期。
8.孙竞昊：《明清地方与国家视域中的“海洋”》，《求是学刊》2014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9.孙竞昊：《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与西方中国历史研究的新趋向》，《安徽史学》2013年第2期。
10.孙竞昊：《中国“西方汉学”教学管见》，《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3期。
11.孙竞昊：《明前期济宁崛起的历史沿革背景和区域生态结构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10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1年。
12.孙竞昊：《经营地方：郑与侨与明末清初的济宁士绅社会》，《历史研究》2011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13.孙竞昊：《盐铁会议的岐异与缺憾：兼论中国古代商人资本的性质和历史作用》，《历史教学问题》2010年第3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14.孙竞昊：《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及文化嬗变意义》，《管子研究》1997年会议特刊。
15.孙竞昊：《明清江南劳动力市场结构与性能探析——一项关于雇佣劳动现象的历史考察》，《江汉论坛》1997年第1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16.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分配结构关系探析》，《史林》1996年第4期。
17.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市场经济结构与市场机制探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5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18.孙竞昊：《明清江南地区商人资本市场结构与功能初探——兼析该地区货币财富形态的品性》，《浙江学刊》1996年第4期。
19.孙竞昊：《明清江南商品经济与消费结构关系探析》，《齐鲁学刊》1995年第4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20.孙竞昊：《明清江南地区商品生产结构的市场窥测》，《学术界》1995年第3期。
21.孙竞昊：《西学·西教·近代化——对教会大学在中国及相关问题的思索》，《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22.孙竞昊：《墨子社会政治思想阐释与平议——兼论墨学的历史命运》，《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2期。
23.孙竞昊：《朱元璋的君主专制与民本思想》，《探索与争鸣》1992年第5期。
24.孙竞昊：《试论孔子的中庸思想及其社会悲剧》，《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6期，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复印。
【注释】
[1]山东运河流域的研究则较少。关于近20年来北方运河城镇史研究的相关成果，参见王云：《近十年来京杭运河史研究综述》的第四部分“关于运河沿岸工商业城镇研究”的举例，《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6期，第18—19页；胡梦飞：《近十年来国内明清运河及漕运史研究综述（2003—2012）》“明清运河区域社会变迁与运河城市史研究”的举例，《聊城大学学报》2012年第6期。
[2]Max Weber，The City，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Don Martindale and Gertrud Neuwirth，Glencoe，III.：Free Press，1958，pp.83-84.
[3]Paul M.Hohenberg and Lynn Hollen Lees，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1000—195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p.2.
[4]David Harvey，The Urban Experience，Baltimore：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9，p.6.
[5]（清）徐宗乾修，卢朝安续修，许瀚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1之3《大事志》，咸丰九年（1859）刻本，第3页。
[6]孙祚民主编：《山东通史》，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62、338—339页。
[7]关于明代京杭大运河的修建和投入使用，参见拙文《明朝前期济宁崛起的历史背景和区域环境述略》，《明史研究论丛》第10辑，北京：故宫出版社，2012年，第83—86页。
[8]（清）张廷玉等：《明史》卷79《食货志三》的“漕运”一节对明代漕运包括定额的制定过程有详细的记录和解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915—1924页。
[9]参见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运》，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12—17页。另外，从明中期以来，一些额外和暂时性的漕粮征收变成了常规的耗米加征，“正耗”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各式附加费用，参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507—508页。
[10]统计数字来自《清代漕运》，第195—206页。
[11]参见吴琦：《漕运与中国社会》，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12]Jane Kate Leonard，Controlling from Afar：The Daoguang Emperor's Management of the Grand Canal Crisis，1824—1826，Ann Arbor，MI：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96，pp.102-103.
[13][日]星斌夫（Hoshi Ayao）估计私货的装载量是一条漕船的10%—15%。即便这种估计颇为保守，他也认为私货交易是漕运制度得以维持的一个原因，见Hoshi Ayao，The Ming Grain Tribute System，Translated by Mark Elvin，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University of Michigan，1969，pp.45-46.
[14]1810年夏嘉庆皇帝给内阁的一道谕令中，对漕船南返中出现“官盐之滥售”忧心忡忡，强调：“于帮船回空之际，实力巡查……如有例外多带盐斤，一面饬令军船归次受兑，一面扣留私带之人，严行惩办。务使囤户奸丁，咸知畏法。”（《仁宗实录》卷232“嘉庆十五年（1810）七月辛未”，《清实录》第31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21页）
[15]明政府关于钞关的设置以及调整性的增减，与运河运输、贸易影响下的区域商品经济的变迁有关联。参见余清良：《明代钞关制度研究中的四个问题》，《学术月刊》2009年第11期，第120—130页。
[16]参见许檀：《明清时期运河的商品流通》，《历史档案》1992年第1期，第80—85页。在黄仁宇列出的“1570—1590年左右杂色岁入估计”中，钞关税份额最多；其余为：商税、番舶抽分、房地契税、竹木抽分、矿银、渔课。（黄仁宇著，阿凤等译：《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39—340页）
[17]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第191—202页。
[18]黄仁宇认为山东境内就有14150名“泉夫”等劳力为维持运河的正常运行而工作。（黄仁宇著，张皓、张升译：《明代的漕运》，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31—36页）
[19]（清）许鸿磐：《许氏方舆考证稿》卷21《山东五》，济宁潘氏华鉴阁刻本，1933年，第25页。
[20]活跃在运河上的行帮中，势力浩大的安清帮（也称清帮，后来更常称作青帮）在清初由山东西部的船工组成。济宁曾是安清帮重要的基地，其势力在民国初期衰微。（参见李鼎茂：《安清帮在济宁的概况》，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7年），第131—141页。按：济宁市及其下属区、县由各自政协文史委员编辑，一般每年一期，自行印刷，无出版社；格式不一，现做统一处理）
[21]刘捷编绘的《清代济宁商业分布》图形象地展现了城内外的商业和手工业风貌。（参见刘捷：《明清大运河与济宁城市建设研究》，《华中建筑》2008年第4期，第153—156页）
[22]（清）廖有恒修，杨通睿纂：康熙《济宁州志》卷2《疆舆志下·市集》，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第8—10页。
[23]（清）胡德琳、蓝应桂修，周永年、盛百二纂：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舆地一·街衢》，乾隆五十年（1785）王道亨、盛百二增刻本，第22—23页；（清）徐宗乾修，卢朝安续修，许瀚纂：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风土志·市集》，第16a页。
[24]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风土志·市集》，第16页。
[25]罗仑、景甦：《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5年，第29页脚注①。
[26]石贡九：《解放前的粮行》，济宁市政协主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工商史料专辑）（1987年），第84—87页；王仲荣：《跋山涉水惨淡经营——人和粮行始末》，济宁市政协主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工商史料专辑）（1987年），第89—95页。
[27]从明代中期以来，济宁便开始成为山东西南部杂货业的中心。韩海岑关于20世纪初济宁杂货业的回忆也能够提供更早时期的信息，因为许多当地著名的商铺可以追溯到清代甚至是晚明，而它们的轨迹可以反映出长时段杂货业发展的一般特点。韩海岑：《漫忆济宁杂货行业之兴衰》，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158—164页。
[28]（清）陈梦雷编纂，蒋廷锡校订：《古今图书集成》之《方舆汇编职方典》卷238《兖州府部汇考三十》，“兖州府物产考”，台北：鼎文书局，1985年，第2册，第2212页。
[29]李令福的研究显示，明前期兖州、东昌、济南三府的“地亩花绒占全省的89%以上”。（参见李令福：《明清山东省棉花种植的发展与主要产区的变化》，《古今农业》2004年第1期，第13页）
[30]（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木棉》，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708页。
[31]参见高元杰：《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环境变迁及其对农业影响研究》，聊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13—214页。
[32]参见许檀：《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7—328页。有一个情形值得注意：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中济宁、兖州等西部地区的土产未列棉花，或可表明清中后期当地植棉业的缩小和其他经济作物如烟草等更为盈利的产业的兴起。
[33]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济宁运河文化》，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89页。
[34]参见《明清山东运河区域水环境变迁及其对农业影响研究》，第213—214页。
[35]（清）盛百二：《济州臧氏种蜀黍记》，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33《艺文拾遗下》，第59页。依陈冬生考据，盛百二其实大大压低烟草的亩产量，而抬高高粱的亩产量。实际上当时1亩烟叶的收益应是高粱的3倍之多。（参见陈冬生：《明清山东运河地区经济作物种植发展述论——以棉花、烟草、果木的经营为例》，《东岳论丛》1998年第1期，第77页）
[36]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3《食货志三·物产》，第10页。
[37]（清）刘汶：《种烟行》，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之3《艺文志三·诗录》，第95页。
[38]（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中衢一勺卷第六·闸河日记》，光绪十四年（1888）刻本，第14页。
[39]马秉新：《济宁回族》，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1辑（1998年），第5页。济宁回族凭借其传统的职业在近代地方经济中依旧活跃和重要；1927年的县志曾描述济宁回族：“回教……其教约有二、三千户，以居住南关为最多。”潘守廉修，袁绍昂纂：民国《济宁县志》卷2《法制略·宗教篇》，1927年铅印本，第77页。
[40]参见《济宁运河文化》，第100—101页。济宁地区盛产优良品种大黄牛、大山羊。
[41]参见王守中、郭大松：《近代山东城市变迁史》，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1页。
[42]今清、坤岩：《济宁竹器业概览》，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7年），第292—295页；石贡九：《我所知道的济宁茶叶业、陶瓷业、北果业、竹器业》，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4辑（1988年），第146—148页。
[43]转引自《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31页。城南运河南岸曾存在4个竹竿巷；笔者在2011年夏的访问中曾参观过在一项拆迁工程中尚未被毁的一小段巷区，但翌年也消失了。
[44]参见孙序东：《济宁孙氏家世的回忆》（回忆录未刊稿），济宁市政协图书室藏；张正宽、时家驹：《京省驰名，味压江南——记玉堂酱园》，济宁市政协主编：《济宁文史资料》第4辑（工商史料专辑）（1987年），第1—15页。美国传教士Alexander Armstrong在1891年到济宁访问中注意到有500余人受雇于玉堂。参见[英]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在景甦、罗仑专著《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英文版里加的一个注释：Jing Su and Luo Lun，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Endymion Wilkinson（Cambridge：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distributed b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279：note 6）。
[45]参见罗仑、景甦的描述和分析，《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27页。
[46]（清）徐宗乾：《济州金石志》卷4《济宁石三·明》，道光二十五年（1845）闽中刻本，第75页。
[47]参见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08页。
[48]包世臣评论在济宁的情形：“西客利债滚剥遍天下，济宁独不能容。”参见（清）包世臣：《安吴四种》卷6《中衢一勺卷第六·闸河日记》，第14页。
[49]Jan de Vries，European Urbanization，1500—18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4，pp.10-12，254-255.
[50]康熙《济宁州志》卷3《田赋志》，第5页。
[51]参见李令福：《明代山东省人口发展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第131—146页；曹树基：《洪武时期鲁西南地区的人口迁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5年第4期，第16—27页。
[52]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9—43、102页。卜正民（Timothy Brook）在分析明代中国一些人口统计数据时也指出，女性人口在很多情况下没有被计算在内，没有被登记的大约占2/3以上。（参见[加]卜正民著，方骏、王秀丽、罗天佑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02—107页）
[53]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正如何炳棣及曹树基所指出的，明中后期以来丁税摊入田亩的趋势使得原来以16—60岁作为男丁的人口统计标准不具普遍意义，文献中户口数据已经“全面演化为赋税单位”，所以迄至1776年的明清官方统计没有囊括全部人口。（参见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第1—4、102页）
[54]栾成显指出，明代黄册人口失实的主要症结在于户籍编制与以男丁为纳税对象的赋税征调密不可分。（参见栾成显：《明代黄册人口登载事项考略》，《历史研究》1998年第2期，第39—53页）
[55]在明初以里甲制为基础编制的黄册里，“户”为政府征敛赋税的依据，是作为登记家庭与人口的单位。但这种户籍与赋税相连的制度从明中期后解体。刘志伟从明清时期广东地区赋税与里甲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明一条鞭法改革后，“丁”、“田（粮）”作为计税单位，“户”不再与赋役相连，从而不能代表实在的家庭单位，而只是个赋税“催征”集合，即可以是包含多个现实家庭的宗族。（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248—253页）
[56]参见曹树基对明末北方地区自然灾害和鼠疫导致人口锐减的论述，《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第405—421页。
[57]按照清初核定户籍的人丁编审制度，计纳税的16—60岁的男丁，而不计口。“摊丁入亩”后，计丁变得无意义，人丁编审制度终结，于是计口成为主要形式，保甲户籍制度得以普遍实行，其人口统计于是相对比较确切些。（参见姚秀兰：《户籍、身份与社会变迁——中国户籍法律史研究》，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62—63页；聂红琴：《清代前期的户籍与赋役》，《史林》2001年第1期，第79—86页）
[58]Paul M.Hohenberg and Lynn Hollen Lees，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p.3.
[59]关于济宁及其附近地区的卫所设置及其演化，参见张荣仁：《明代兵制与济宁“卫所”的设置及演变》，《济宁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第1期，第59—61页；王晓慧：《山东运河沿岸卫所研究》，中央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8—21页。明中叶以来，内地卫所体系衰微，所隶军民多散入当地民籍，而残存的卫所主要承担起漕运职能，并传续至清末，所以运河流域卫所编户人口虽然起伏波动，却构成当地人口的一个相当可观的成分。参见李巨澜：《略论明清时期的卫所漕运》，《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3期，第94—101页；温娜：《山东卫所在清代的变革》，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6—60页。
[60]乾隆州志描绘了这样一种缤纷的景象：“济宁五方杂处之区，大半外方人士在州置产立户。又邻境之民与临清、济宁二卫屯军，买济之地、住济之房者甚多，皆称不系本州之人，丁在原籍，不应两处当差，而奸猾之徒因而托名影射……”见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5《舆地四·丁口》，第7—8页。
[61]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4之5《兵革志》，第6页。
[62]《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26—27页。
[63]《中国人口史》第4卷《明时期》，第304—305页。
[64]潘守廉修，唐烜、袁绍昂纂辑：民国《济宁直隶州续志》卷4之2《风土志·里社》，1927年铅印本，第1页。
[65]《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226—230页。罗仑和景甦对临清人口的估算相对保守一些：临清在鼎盛时期的明中叶人口至多为15万左右；在清朝时的鼎盛时期乾隆前期大概10万左右。（参见《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第48—49页）
[66]《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第363—365、727—728页。
[67]Ping-ti 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9，p.10.按照梁方仲的统计，山东户数在天顺年间（1457—1464）介于617，980—658，900。全省人口数在1898年已达37，789，000。（参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14、266页）
[68]依魏根深估计，中国全国人口从1600年的2亿增长到1900年的4.1亿。这种人口增长主要发生在中国北部：从1600年的0.6亿增长到1900年的2亿。（Endymion Wilkinson，“Introduction，”in Jing Su and Luo Lun，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p.4）魏根深的估计虽然超出学术界的一般看法，但他正确地指出了人口变动的大势。
[69]李令福：《明代山东省人口发展的时空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4年第3期，第142页。
[70]《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第207、272页。
[71]参王云在李令福、许檀等相关研究基础上的富有说服力的统计和量化论述。（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社会变迁的历史趋势及特点》，《东岳论丛》2008年第3期，第47—56页）
[72]参阅魏根深的“Introduction”，in Jing Su and Luo Lun，Landlord and Labor in Late Imperial China，p.1，13，37-38。但伊懋可（Mark Elvin）则重视两宋以来的商业化及其在明清时期的扩张，认为虽然缺乏导致革命的斯密动力，却带来了“高水平”的人口—资源“均衡”，见Mark Elvin，The Pattern of the Chinese Past，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312-315。
[73]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三之五《风土志·风俗》，第17页。
[74]《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75页。同时参看该页的注③。
[75]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2《舆地一·街衢》，第23页。
[76]地方志中关于迁居的记载颇多，如郑与侨的《自撰志铭》讲到其宗族于1407年迁徙到济宁近郊，属济宁卫籍，“此济族所自始也”。而后家族的一些分支淡出卫籍，移居城里。参见（清）郑与侨：《自撰志铭》，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9之4《艺文志四·文录》，第165页。
[77]参见何炳棣为其中文著作《中国会馆史论》所写的英语摘要。《中国会馆史论》，台北：学生书局，1966年，文末所附“English Abstract”，第1—4页。
[78]赵玉正：《济宁城区的私家园林》，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0辑（1997年），第208—214页；山东省济宁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济宁运河文化》，第128—135页。李华：《山东商帮》，香港：中华书局，1995年，第86页讲到在南郊的三个会馆：元宁会馆、浙绍公仁堂、苏州锡箔商之同仁公所。
[79]来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访问材料，济宁市政协图书室所藏未刊稿《济宁市中区市场资料长编稿》，第40—43页。
[80]参见《吴江盛泽镇济宁会馆置田建庙碑》（康熙六十一年，1722）、《吴江盛泽镇续修济宁会馆碑》（嘉庆二十二年，1817），苏州博物馆、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南京大学明清史研究室合编：《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26—327、351—352。在多数情况下，济宁商人更多地与本省其他地方的商帮以“齐鲁”或“山东”冠名合在一起。
[81]（清）王赓廷修，邓际昌纂：光绪《济宁州乡土志》卷3《户族录·实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石印本。
[82]参见萧邦齐（Keith Schoppa）对[美]施坚雅（William Skinner）概念的归纳和阐释（Keith Schoppa，Chinese Elites and Political Change：Zhejiang Province in the Early Twentieth Century，Cambridge and Lond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6）。
[83]Paul M.Hohenberg and Lynn Hollen Lees，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p.5。
[84]康熙《济宁州志》卷2《疆舆志下·镇店》，第10页。
[85]（清）张曜、杨士骧修，孙葆田等撰：宣统《山东通志》卷86《田赋志五·盐法》，宣统三年（1911）修，民国四年（1915）印，第61页。
[86]王兆善：《名噪一时的安居盐场》，济宁市任城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1辑（1998年），第34—41页；史仍瑞、褚庆台、梁汉文：《安居八景》，济宁市郊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23—128页。
[87]张显美：《昔日长沟镇》，济宁市郊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2辑（1987年），第128—132页。
[88]康熙《济宁州志》卷2《疆舆志下·镇店》，第9页。
[89]文琦还在更大的范围内列出了济宁地区的运河市镇：今梁山县境内的安山镇和寿张集、微山县的夏镇和韩庄。（文琦：《明清济宁运河经济与市场体系研究》，青海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25—29页）
[90]朱玉岱：《新闸漕运与股份合作经济》，济宁市任城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1辑（1998年），第111、139页；廉成玉：《运河农村民间曲艺繁华似锦》，济宁市任城区政协主编：《文史资料》第11辑（1998年），第139—141页。
[91]G.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in 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G.William Skinner，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228.
[92]Paul M.Hohenberg and Lynn Hollen Lees，The Making of Urban Europe，p.4.
[93]G.William Skinner，“Introduction：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Society，”The C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p.253.
[94]参见施坚雅的有关论述：“Cities and Hierarchy of Local Systems，”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83-285。
[95]Antonia Finnane，Speaking of Yangzhou：A Chinese City，1550—185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37-38.
[96]William T.Rowe，“Introduction：City and Region in the Lower Yangzi，”Cities of Jiangnan in Late Imperial China，edited by Linda Cooke Johnso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3，p.11.
[97]关于“从下而上”、“自上而下”这两种类型，可参阅Jan de Vries对Gilbert Rozman“‘前城市性’城市发展”七阶段模型的理论讨论，见Jan de Vries，European Urbanization，pp.9-10.
[98]Jan de Vries，European Urbanization，p.7.
[99]道光《济宁直隶州志》卷3之5《风土志·市集》，第16页。
[100]一些日本和中国历史学家对山东商品经济的研究显示：山东农业市场的兴隆开始于明代中期，在清代中期达到顶峰。许多农业市场起源于寺庙附近定期举办的集市，并与宗教节日有关。[日]山根幸夫（Yamane Yukio）曾考察到明代以前山东的不少集市起源于宗教活动（引自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p.206）。斯波义信（Shiba Yoshinobu）同样看到“庙市”、地方社稷以及佛、道聚会作为宋代江南的集市、市场的起源（Yoshinobu Shiba，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edited by Mark Elvin，Ann Arbor：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1970，pp.156-164）。许檀的研究显示：山东省的集市在清中叶约为2300个，至光绪年间达到3000个；西部平原地区的密度高。全省平均交易半径为5—8千米，为半日步行往返的距离（《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302页）。文琦列举了济宁周围县的乡村集市和庙会，但难以呈现一个全面的场景，见《明清济宁运河经济与市场体系研究》，第20—22页。
[101]G.William Skinner，“Regional Urbaniz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 a，p.211.
[102]G.William Skinner，“Introduction：Urban and Rural in Chinese Society，”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pp.258-259.
[103]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着眼市场机制，将清末民初的山东分成三个区域资本市场：北部沿海、核心地区（包括北部黄河—运河的大部分地区）、西南地区（即南部黄河—运河地区）；但黄—运地区作为一个功能整体化的区域而存在（参见Kenneth Pomeranz，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State，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1853—1937，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pp.2728，3335）；周锡瑞（Joseph W.Esherick）运用社会经济标尺，将山东区分为六个地区：东部半岛、北部坡地、南部山区、西北部、济宁地区、西南部（从东到西排列）（参见Joseph W.Esherick，The Origins of the Boxer Uprising，Berkeley，Los Angeles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7，pp.7-13）。尽管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了大嬗变，彭慕兰和周锡瑞相近的区域划分大致上也适用于明清时代。然而，“区域”的使用在这里并不意味着描写济宁层级市场系统时的“区域”，因为源于商品化和城市化的差异，并非山东各个区域都具备了这样的性质。
[104]Gilbert Rozman，Urban Networks in Ch'ing China and Tokugawa Japan，pp.205，209-210.
[105]David D.Buck，Urban Change in China：Politics and Development in Tsinan，Shantung，1890—1949，Madison：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78，p.22.
[106]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第36页。
[107]详见朱年志对明代山东境内的主要驿路和商路的描述。（朱年志：《明代山东水陆物资运输探析》，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11—13页）
[108]参见王汝梅：《<金瓶梅>地理环境与临清》，载于李蓝生、杜明德主编《运河明珠临清》，济南：山东省地图出版社，2001年，第187—191页。
[109]（清）张度等纂：《临清直隶州志》卷2《建置志·市衢》，乾隆五十年（1785）刻本，第35页。
[110]明廷从1425年开始征收不同于内地商税的“门摊税”，系从包括济宁在内的33个大工商业城市的零售铺中征收。（参见《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第117页）
[111]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6《舆地五·赋役》，第25页。
[112]参见许檀对相关史料的统计和分析：具体而言，3120余两系征收25家布店，1，390余两系征收21家绸缎店，近100两系征收4家药店，100余两系征收14家竹木铺，970余两系征收35家杂货铺。（《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72—173）
[113]乾隆《临清直隶州志》卷3《田赋志·仓庾》，第41页。该卷的“解存”、“仓庾”两节含有自明初以来仓储体体系沿革的信息。
[114]明、清政府在运河沿岸建立了多个粮仓。清代在南京（江宁）、淮安、凤阳、徐州、临清、德州的六个粮仓是全国最大的（Harold C.Hinton，The Grain Tribute System of China，1845—1911，“Economic and Political Studi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p.12）。郑民德对这些码头所设立的大型运河水次仓进行了探讨，认为它们不仅存储大量漕粮，而且还起到诸多重要社会功能（郑民德：《明清京杭运河沿线漕运仓储系统研究》第四章“明清时期的运河水次仓”，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第100—131页）。
[115]参见王云：《明清临清贡砖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故宫博物院院刊》2006年第6期，第61—72页；严夫章：《明清修建紫禁城用的临清砖》，《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1期，第94—96页。
[116]韩书瑞（Susan Naquin）也有类似评价：“临清是装卸漕船的六个主要粮仓码头，同时它又成为一个瓶颈。”（Susan Naquin，Shantung Rebellion：The Wang Lun Uprising of 1774，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1，p.93）
[117]《明史》卷81《食货志五》，第1976页。从明中期到清晚期的多数时期，临清钞关虽然税额和地位有所变动，但始终在国计民生中占据重要性。参见黑广菊：《明清时期临清钞关及其功能》，《清史研究》2006年第3期，第52—58页；向福贞：《明清时期临清钞关的作用及影响》，《聊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第57—59页；井扬：《明清临清运河钞关研究》，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18]《明清时期山东商品经济的发展》，第164页。
[119]关于天津的资料和论述，参见林纯业：《明代漕运与天津商业城市的兴起》，《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第87—90页；胡光明：《开埠前天津城市化过程及内贸型商业市场的形成》，《天津社会科学》1987年第2期，第85—91页；陈雍：《明清天津城市结构的初步考察》，天津城市科学研究会等编《城市史研究》第10辑，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25—63页；张利民：《从军事卫所到经济中心——天津城市主要功能的演变》，刘海岩主编《城市史研究》第22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7页。
[120]参见拙文《清末济宁阻滞边缘化的现代转型》，《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第27—3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