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论

曹操纵横驰骋的二十余年，正是风云变幻的动乱时代，其经国方略在空间的展开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上述三个阶段的政区建置特征来分析曹操的经国方略，可以更清楚地认识和评价曹操，从年少举孝廉，“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到“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131]是他作为汉天子臣民的最高理想；遭遇董卓之乱后，关东诸将狐疑顾望、各怀私心，唯有曹操与孙坚“蹶起以与卓争死生”，“当斯时，操固未有擅天下之心可知也”。^[132]汉天子在长安，关东诸将人怀非望，而曹操在兖州积极勤王，时“诸将方争据地以相噬，操所用力以攻者，黑山白饶也，兖州黄巾也”^[133]。迎立献帝后，曹操虽然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很难说有多少实际效果，篡汉没有现实意义，这一阶段的政区建置表现出以天下祸乱为己任的治世情怀。他统一北方后的政区建置通过破汉立曹的地缘政治格局，透露出谋篡信息。此后，曹操致力于鼎立格局中的体国经野，继续“吾为周文王”^[134]的经国方略。

要之，曹操“出天子于棘篱饥困之中，犹得奉宗庙者二十余年”^[135]，名义上可谓全德而终。比起虚名，曹操也许更注重经国济世的实践意义，正如他曾引用孔子所谓“施于有政，是亦为政”^[136]所表达的政治情怀，这也和他所引领的建安风骨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

原载《中国史学》第20卷，2010年10月25日，京都·朋友书店，第33—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