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档案展现契约运行的法律环境的变化

契约纠纷在进入诉讼程序之后，就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国家法律是否以及如何在构建契约秩序中发挥作用。如前所述，契约一直被作为民事纠纷中重要的证据。但事实上，司法者对契约证据的处置是很个人化的。我们看到前述诉讼案例中，当事人虽然提交了相当数量的契约证据，最后的结果却并非是以契约为依据做出判决。这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有关中国契约的特殊结构；另一方面则是由传统民事审判的特点决定的。寺田浩明对这两方面都有精彩的研究。首先，他看到明清时期的契约并不仅仅是双方自由合意的结果，“在日常生活频繁的契约缔结行为中，当事者双方的互相合意及合同的成立，多多少少总要依靠第三者的居中‘说合’已成为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构”。^[25]在这种结构之下，并没有契约只能由当事人自己的意思来确定或撤销的观念。其次，清代的民事审判“地方官受理人民的诉讼，并不是按照某种客观的规范来判定当事双方谁是谁非，而是提示一定的解决方案来平息争执，进而谋求双方的互让以及和平相处”。^[26]因此，在面对契约纠纷时，地方官所做的，往往并不完全是按照双方原有的契约来裁断，而常常是从“情理”出发，发挥“首唱”的作用，为当事人重新定约。

在民国初年，诉讼中对契约纠纷的处理，仍然受到这种模式的影响。宗族和官府都会以“情理”来调解契约纠纷，包括否定原有的契约。“民国四年（1915）吴时标与吴开震等互争田业案”，吴开训生前将田业出卖于吴开震等人，立有契据，并缴交上手老契，但其中一张加找契存留在嗣子吴时标手中，未曾缴交，因此在契约上批明，如果日后寻获，也做无效废纸。但吴开训死后，吴时标就与吴开震等因此起了纠纷。吴开震等人被诉伪立卖契，图占田产。宗族在调解中并没有去追究卖契的真伪：“无论开震、时青契账之真伪，但其受买孤人之业，族众、嗣子并无一人在见，殊觉不是。况契价又未足到。共相酌议，向时标另立补契一纸，时青等补出十五元，并前未收之款，共洋五十七元，以偿时标丧葬之费，两相平允。”最后县知事的判决，也与族议的调解没有根本的不同。传统契约行为中对“正义”的考虑，是从“情理”出发的，而所谓“情理”并非有一种标准或规则，而是“代表了对调和当事人际关系的重视和一种衡平的感觉”。

但我们也在之后的诉讼档案中看到了变化。在整个北洋时期，还并没有一部系统的契约法出现，大理院通过解释例和判决例，对契约的主体资格、双方的意思表示以及买卖典当田宅契约、借贷契约中的诸种行为进行了规定。^[27]地方司法机关对契约纠纷的处置也开始发生变化。“民国十一年（1922）周金泽控卓炳光藉契套价活业掯赎案”，周金泽控诉卓炳光乘其不在家，“以民父亲（即周光宇）年迈懵懂可欺，狡串代笔在见诸人向民父套去加找契一纸，作价洋银一十九元，契立本旧历十月间；又套去补契一纸，作价洋三十一元，契立本旧历十二月间。两款银洋其实一毫未付”。^[28]《大清律例》中有“若取与不合，用强生事，逼取求索之赃并还主”和“若虚钱实契典买，及侵占他人田宅者……”两条，^[29]这两条关于契约中双方意思表示的法令非常笼统，常常成为当事人反悔契约的理由。但大理院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欺诈、恐吓，怎样证明契约是由双方当事人同意等，做出了更细致和可操作性的定义。^[30]在该案中，龙泉县知事公署民事庭经过调查，“讯周光宇立杜契在场之中人叶方礼、代笔姜永传均称，去年清契是原告之父周光宇亲自在场立的，价洋系周光宇收去云云。并由被告将周光宇于民国二年立与毛世涵清契呈案，内有周光宇亲押核对无异”，^[31]驳回了周金泽的要求。周金泽上诉至永嘉地方审判厅，也被驳回，“至该田时价究值若干，找洋既为上诉人周光宇所自愿，找洋多寡，伊子本无翻异之余地”。^[32]在确定了找清契的确是由周光宇本人签订之后，周金泽关于他父亲老迈昏聩以及找价过低等理由，就均不被司法机关所考虑，而是认定契约有效。

与传统理讼模式下，地方官员在契约纠纷中扮演调解人、“首唱”者的角色不同，民国以后，随着“契约自由”观念的确立，强调契约是“主体”间通过“自我意志”达成的“自我决定”，当然必须为“主体”所遵守，这一理念成为司法解决契约纷争的基础，^[33]这就开始将契约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和情境中剥离出来，司法官员的角色也转变为仲裁者。当然，近代国家契约法和司法实践的转变，以及它们与民间契约秩序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需要我们利用诉讼档案做出更多细致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