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小郡境与重新整合

对于新征服的领土，曹操试图通过划小郡境加强控制，而对邻近边境的腹地政区则按照地形和防御需要进行战略整合。前者的具体实施是平定荆州时襄阳郡、临江郡和南乡郡的析置，^[113]以及平定汉中时东三郡的析置；后者的具体实施是弋阳郡的设置。

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平定荆州之初的政区建置随着赤壁之战的失败而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及败于赤壁，南郡以南属吴”^[114]，临江郡为刘备所据，^[115]唯“南阳、襄阳、南乡三郡为魏”^[116]。虽然，襄阳郡最终成为与孙吴对峙时曹魏的必争之地，^[117]足证其初曹操置郡的意义。

建安二十年（215），曹操平定汉中后，在与刘备正面冲突的汉中盆地采取移民虚地的措施，而在偏处大巴山东北侧的西康盆地和鄂西山地则采取化整为零的区划措施，划小郡级政区，以利于对新征服领土的控制。在仅有西城、安阳、锡、上庸和房陵五县^[118]的山区腹地，曹操置有西城、上庸、房陵三郡，^[119]别属荆州，打破了两汉以来益州与荆州的自然形便区划。东三郡^[120]从区划上割裂了汉中的一体之势，从中可以看出双方在汉中的态势是：曹操试图割裂汉中，保有东三郡，作为荆州西侧的屏障；刘备占据汉中盆地后则力图打通汉中，与荆州成呼应之势，“夫得新城，则可以震动宛洛，通达汉沔”^[121]。曹操析置东三郡，是对这一态势的成功应对，后来刘备虽然攻占汉中，却未能稳固占领东三郡。对于汉末魏初界于蜀魏之间的东三郡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田余庆先生撰有《东三郡与蜀魏历史》一文专门论及。^[122]

在与孙权对峙的江北防线，因“江津要害之地，多为吴所据”^[123]，且孙权竭力将战场推至长江以北。建安二十年（215），孙权与刘备达成协议，中分荆州，江夏郡属吴。^[124]魏江夏郡与吴对置，仅据有原东汉江夏郡江、汉以北的安陆、南新市以及大别山和桐柏山北侧的平春、鄳县、西阳和轪县。在这种边境形势下，曹操通过弋阳郡之置，重新整合了边境与腹地的区划，既加强了边境的防守，又巩固了后方的稳定。弋阳郡之置当在建安十八年（213）至二十三年（218）之间，^[125]析自汝南、江夏两郡。^[126]《晋书·地理志》豫州弋阳郡辖七县，其中“蕲春”、“邾”两县为太康元年（280）省蕲春郡后并入，^[127]西阳、西陵和轪县故属江夏郡，弋阳、期思故属汝南郡。对于西阳、西陵和轪县三县的地望之争，此取杨守敬之说，即：“魏之西阳、西陵、轪县皆仍汉旧。”^[128]其中西陵废为境上地，则弋阳郡初置时辖有西阳、轪县、弋阳、期思四县。^[129]曹操将大别山北侧淮河流域的西阳和轪县析出，与汝南郡淮河以南的两个县弋阳和期思置为弋阳郡，别属豫州，打破了东汉州郡之间的犬牙交错之势，按照山川形便，对政区作了州际调整，西阳和轪县自边州划入内州，以便于尽治理之务，同时减轻江夏郡治民理郡的压力，强化其军事职能，使其“专心军功，不勤民事”^[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