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一词的术语化
无论是1925年的石滨纯太郎，还是1930年的陈寅恪，当他们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这一名词时，都只能算作各自的一家之言，还称不上公认的术语，尚有待学术界的接受与认同。那么作为学科名的“敦煌学”一词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术语化过程呢？
从传播与接受的角度看，“敦煌学”这一新名词在中、日两国所引起的反响是截然不同的。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发表有关讲演后，日本学术界似乎反响平平。截至1953年，他那本《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除了神田喜一郎《敦煌学五十年》[36]、小野胜年撰写的《东洋历史大辞典》“敦煌石窟”条之外，[37]鲜有日本学者在论著中提及、征引。可见，“敦煌学”一词在1950年之前的日本学术界缺乏足够的认同度，显然并不具备发展成为专用术语的必要条件。这恐怕与《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自身的局限性（行文体例为演讲记录、出版方式为非卖品以及印刷数量十分有限）不无关系。
反观只有短短九百四十余字的陈序（1930年4月撰写，同年6月发表），自面世伊始，便不胫而走，传诵宇内。这与《敦煌劫余录》的著作性质、出版方式密切相关。《敦煌劫余录》是当时首部检索一馆所藏大宗敦煌写卷的工具书，本身就是重要的学术成果。并且该书是作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公开发行的，[38]出版单位为国立学术机关，主编者陈垣、作序者陈寅恪又都是知名史学家，无怪乎甫一面世，便引起海内外学者的高度关注。加之陈序又单独刊登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39]、《学衡》[40]等学术刊物上，进一步扩大了传播范围。因此，就学术影响力而言，石滨氏的小册子实在难以望其项背。
《敦煌劫余录》出版后不久，伯希和即在《通报》上撰文对该书进行报道。[41]不过耐人寻味的是，伯希和并不采用《敦煌劫余录》扉页的英译书名“An Analytical List of the Tun-huang Manuscriprts in the National Library of Peiping”，而是依照汉语直接拼写作“Touen-houang kie yu lou”。据时任史语所考古组主任的李济回忆，“英文的名称，没有直接把中文的意思译出来，显然是义宁陈先生的主意”[42]。伯希和对此英译书名不置可否，并且未对陈序提出的“敦煌学”一词表示任何意见。由此可见，推动“敦煌学”一词术语化进程的，恐怕并不是以伯希和为代表的西方汉学家。事实上，在伯希和逝世（1945年）后的最初几年中，似乎也没有哪家西方汉学杂志在刊登的纪念文章里将伯希和称之为“敦煌学”专家的。
我们认为，中国学者才是推动“敦煌学”一词逐步升格为术语的中坚力量。池田温指出：“向达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古文献专业的讲义《敦煌学六十年》（1959？）[43]里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先生所提出的。”[44]此说实不尽然。早在1940年10月12日和11月16日，向达就在昆明的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分两次做了题为《敦煌学导论》的长篇演讲，演讲纪要刊登在1941年6月出版的《图书季刊》上。[45]文中第四节“敦煌学研究梗概”云：“敦煌学之名，创自陈寅恪先生。广义言之，则汉晋之坠简，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并摄于斯学之内。”[46]此时距离陈序的发表仅仅过去十年时间。该纪要足有七页之多，《敦煌学导论》原稿的篇幅显然更为可观，[47]只可惜未能完整地保存下来。抗战期间，向达有数篇署名论文都刊登在《图书季刊》上。该刊由北平图书馆创办，向达身为著名教授，此前又长期供职于北平图书馆，所以他与《图书季刊》的联系自然十分密切。此篇演讲纪要的供稿者应该就是向达本人，阎万钧所编《向达先生著译系年》也是将此文归之于向达名下。[48]因此，尽管《敦煌学导论》的原稿现已不存，但这篇择录精华的演讲纪要对于敦煌学史仍然不失为一份重要的文献。
众所周知，判断一门新兴学科确立的标志之一，便是学术界出现了由领衔专家撰写的回顾学科发展状况、阐述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相关论述。[49]向达有意识地使用“敦煌学”作为学科名，并撰述导论性质的长文，堪称对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最为积极的回应。向达不止一次强调了同样的观点。1944年，向达发表《唐代俗讲考》，文中亦称：“时贤因为之特创一‘敦煌学’之新名辞（注：见陈寅恪先生《敦煌劫余录序》）。”[50]陈寅恪对于知音见赏，由衷高兴，“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近日向觉明先生撰《唐代俗讲考》，足证鄙说之非妄”[51]。
需要指出的是，将“敦煌学”一词的发明权归之于陈寅恪，不仅仅是向达个人的意见。1943年，时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的傅芸子在《三十年来中国之敦煌学》一文中也阐述了同样的看法。[52]傅芸子长期在日本任教，对日本学术界十分熟悉，文章又是发表在沦陷区刊物上。如果傅芸子曾受到石滨纯太郎《敦煌石室的遗书》的影响，他大可以将“敦煌学”的发明权归之于日本学者。由此亦可知，石滨氏那本小册子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即使是曾在京都大学任教长达十年之久的傅芸子也不甚了解。
在20世纪40年代初，不光是向达、傅芸子等从事敦煌文献研究的学者对陈寅恪所提出的“敦煌学”一词纷纷表示认同，就连当时一些并非主要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普遍接受和使用这个词。例如于右任从1941年10月至12月历时三个月考察西北地区，其间亲履敦煌莫高窟，赋有《敦煌纪事诗》八首，其六云：“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者知不知？”这组诗后刊登在1943年5月出版的《说文月刊》西北文化专号上。[53]该杂志主编卫聚贤曾随于右任一同考察，卫氏返回重庆后，在中央大学历史系以《敦煌石室》为题进行演讲，演讲稿亦发表于同期《说文月刊》，此文开篇便言：“‘敦煌学’在世界各名大学中已列为课程，但在中国因其中所藏之写经不存，地址又远在西陲，是以很少有人前往探究。”[54]虽然文辞不无夸张之处，但他认为“敦煌学”一词系指一门学科，这层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同期《说文月刊》还刊登有董作宾的论文《敦煌纪年》，文中称：“敦煌石室写本经卷，与汉简、殷契，同为近数十年新兴之学问，自发现至于今，皆尚在整理研究之程途，石室经卷，且已自成为‘敦煌学’也。”[55]可见“敦煌学”的概念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已经深入人心。以上诸例足以说明，“敦煌学”一词在中国学者中间获得的认同度大幅提高，该词作为专用术语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加强。
我们知道，术语的形成不仅应建立在一定认同度的基础上，同时还应满足语言的国际性要求。[56]敦煌学自诞生之初便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问，但“敦煌学”这个名词自石滨纯太郎与陈寅恪分别独立提出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传播和使用的范围大体局限在汉字文化圈内。陈寅恪、石滨纯太郎皆学贯东西、精通外语，不知在他们二人的心目中，“敦煌学”一词究竟该如何翻译成英文？在他们的著作中未找到相应答案，《敦煌劫余录》也未附载陈序的英语译文。我们赞成王文的观点：“现在西方文献中有诸如Dunhuang Studies之类的专门术语，有些人甚至创造出了迄今尚未被普遍接受的Dunhuangology之类的词汇，都是很晚才出现的，其目的也无非是想作为汉字‘敦煌学’一词的对应词。”[57]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Dunhuang Studies（初期拼写作Tunhuang Studies[58]）是当前英语文献中约定俗成的提法，但Dunhuangology（初期拼写作Tunhuangology）一词较之前者，反而很可能最先出现。1949年2月，邓嗣禹在哈佛大学主办的《远东研究季刊》上发表综述性论文《中国史学五十年》，文中称：“A new term，Tun-huang hsüeh敦煌学or‘Tunhuangology’has been created.”[59]这大概是最早使用Tunhuangology一词的例子，从该例可明显看出，英文单词Tunhuangology的确是从汉语翻译而来。邓嗣禹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4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他在《中国史学五十年》中称“陈寅恪可能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敬仰之情可谓溢于言表，文中所举“敦煌学”这一术语是受陈寅恪的影响，可以确定无疑。
由以上不难看出，在整个40年代，众多中国学者普遍倾向于接受、认同和使用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从而使得“敦煌学”一词较快地完成了从新名词到专用术语的转化，并作为“学科名”被确立下来。有的学者甚至还主动把该词翻译成英文，努力向西方学术界推介与传播。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学者积极创立新学科的群体自觉意识以及奋起追赶西方主流学术界的迫切愿望。
在这一术语化过程中，中国学者对“敦煌学”内涵的思考也在不断加深。1930年，当陈序提出“敦煌学”概念时，“主要是指对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的研究”[60]。而1940年时，向达《敦煌学导论》已经认为：“广义言之，则汉晋之坠简，西域之古史古文字俱可并摄于斯学之内。”[61]1944年，陈寅恪云：“自敦煌宝藏发见以来，吾国人研究此历劫仅存之国宝者，止局于文籍之考证，至艺术方面，则犹有待。大千先生临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画，介绍于世人，使得窥见此国宝之一斑，其成绩固已超出以前研究之范围……其为‘敦煌学’领域中不朽之盛事，更无论矣。”[62]前瞻性地指出“敦煌学”不应仅仅局限在对出土文献的研究方面，还应该积极拓展到艺术领域。1983年，姜亮夫带有总结性地指出：“敦煌学之内涵，当以千佛岩、榆林诸石窟之造型艺术与千佛洞所出诸隋唐以来写本、文书为主。而爰及古长城残垣、烽燧遗迹、所出简牍，及高昌一带之文物为之辅。”[63]将敦煌、吐鲁番等地的出土文献、石窟艺术和考古遗址进行通盘的考虑，正是循着中国学术界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学术思路发展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