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的重复与不连续：作为知识方式的解剖
庆历、崇宁年间所发生的两则刑场解剖事例虽然相隔约60年，但事件所发生的地点（刑场）、人物身份（州官、画工、医者）、解剖来源（刑死者）、解剖实质性效果（人体内景图）以及对解剖性质的认定（有利于医家）均有类同性。从这些因素上看，我们可以暂时抛开两则事件发生经过、解剖人数等方面的差异，尽可能地将两则事件作为重复发生的案例来分析。
不仅如此，在两则事件中，刑场解剖—画图—医者校订，此流程之细致与明确在解剖学从未成为一门显学的中国历史上实属少见。因此，分析个中原因成为很多研究者的目标。有学者提出，北宋时期皇帝对医学的提倡与贡献，尤其是庆历四年以及崇宁二年，仁宗、徽宗皇帝的兴医诏令直接促成了两次人体解剖的发生；甚至大胆假设，庆历年间的人体解剖是为了教导医学教育机构里的太医生，崇宁年间的解剖则是受北宋末年疑古思潮的影响。[58]总之，研究者相信，两起刑场解剖事件并不是出于某些州官一时心血来潮，而是与当时政府以及社会关注医学有密切关系。
从因果关系去分析这两起由政府组织的人体解剖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总结了事件得以发生的历史语境。不过，如果考虑到宋代解剖事件的不连续性——由地方官员下令组织的、以医学观察为目的的人体解剖没能为后代所继承，甚至没有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重演，那么，试图运用因果关系去分析为什么宋代会发生人体解剖事件时，人们还得去追问这种有组织、有目的、重复发生过的人体解剖事件为什么后来销声匿迹了？那些曾经促成刑场解剖事件的所有因素为什么都不起作用了？这是个复杂的问题，显然并非本文所能企及。不过，要理解解剖事件的断裂性，或许我们可以放弃寻找外缘因素，从宋人如何看待解剖图这一角度，来看他们对解剖作为一种医学基础手段的认识。
两次解剖事件中的图谱均由州官遣画工完成，原始图谱今已佚失，[59]画工之笔法，以及如何用线条来呈现人体器官结构、经络走向等等绘画人体内部构造的手法、特征只能在后世转引文献中去发现，不过，《存真图》所附带的文字描述部分提供了解剖时或至少是人们总结解剖实践时的观察角度与方法。杨介说：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以记，详得其证。吴简云：“……喉中有窃三：一食、一水、一气，互令人吹之，各不相戾。肺之下，则有心肝胆脾。胃之下，有小肠，小肠下有大肠。小肠皆莹洁无物，大肠则为滓秽。大肠之傍则有膀胱。若心有大者、小者、方者、长者、斜者、直者，有窍者、无窍者，了无相类。唯希范之心，则红而硾，如所绘焉。肝则有独片者，有二片者，有三片者。肾则有一在肝之右微下，一在脾之左微上。脾则有在心之左。至若蒙干多病嗽，则肺且胆黑；欧诠少得目疾，肝有白点，此又别内外之应，其中黄漫者，脂也。”[60]
传统中国医学以“内景（境）”来指称人体内部组织结构，这一段文字无疑很好地诠释了“内景”的观念：首先，吴简按由上至下的空间顺序来解读人体内景，由喉出发，至肺之下—胃之下—小肠下；其次，吴简按类分，将所观察到的不同人体内景特点进行归纳，心的大小形状、肝的多少，肾、脾位置的不同，一一记录；再次，吴简甚至关注到个体的特征，对蒙干之肺、欧诠之肝所代表的病症均进行了分析，[61]从疾病的类型去区分个体器官的变化，具有与分类医学思想相同的逻辑框架。当然，一些文字描述颇令人困惑，例如，关于心脏的形状，究竟是观察者观看了因解剖手法不到位所引起的心脏形状，还是作者为了强调“了无相类”而进行的举例，就不得而知了。
从今人的角度来看，人体解剖毫无疑问是现代医学的基础，但是，在11—12世纪，个别人在刑场通过解剖实践所获得的人体知识是否会有较大的说服力，沈括对此就提出过异议。由于《存真图》的出现较《欧希范五脏图》晚60多年，沈括没能看到《存真图》所展示的人体内景，他的评论主要是针对《欧希范五脏图》提出的。他说：
人有水喉、食喉、气喉者，亦谬说也。世传《欧希范真五脏图》亦画三喉，盖当时验之不审耳。水与食同咽，岂能就口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二者而已，咽则纳饮食，喉则通气。[62]
南宋医家张杲在《医说》中曾引用此条。[63]我们无法断定沈括是否进行过人体解剖，但他在文中用以抨击“谬说”的依据似乎只是来自于日常身体的感知与经验。沈括用“验之不审”来讲明经过解剖、实证所获得的人体知识之所以错误的原因，在他看来，泛泛的目视只是承袭了当时流行的一般观点，甚至他相信知觉经验要远甚于解剖观察。
或许，杨介校《存真图》时所讲述的一段话更能表达宋代医者对解剖实质的认识。他说：
宜贼欧希范被刑时，州吏吴简令画工就图之记，详得其状，或以书考之则未完。崇宁中，泗贼于市，郡守李夷行遣医并画工往观，决膜摘膏，曲折图之，得尽纤悉。介取以校之。其自喉咽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叠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源委流达，悉如古书，无少异者。[64]
杨介以“详得其状”、“得尽纤悉”来盛赞解剖的进程及画工的努力，他评价《欧希范五脏图》与崇宁所画解剖图的方法是“以书考之”，《欧希范五脏图》的欠缺是“以书考之则未完”，《存真图》的价值就在于“悉如古书、无少异者”。其中所设定的前提是：解剖是为了验证古书上的医学知识，评价解剖结果的好坏是以是否与古书上的记载相一致作为标准。如此，则通过解剖实践所获得的人体知识只是对古书的还原，尽管我们尚不能确切知道此处的“古书”究竟是哪些著作。[65]如此一来，杨介校图时所谓“自喉咽而下，心肺肝脾胆胃之系属小肠，大肠腰肾膀胱之营叠其中，经络联附，水谷泌别，精血运输”等知识记录的模式以及概念化方式并非来自解剖后的发现与创造，从一个医者的角度来看，解剖实践本身并不是对身体的实践解析，而是对已有知识（如“古书”）的验证与追加。[66]
这真是一种特别的认知方式。宋代解剖事件的情节——刑场杀人后解剖再请画工画图——与欧洲医学解剖兴起之初有很大的相似性，维萨留斯（Andreas Vesalius，1514—1563）从刑场上偷盗犯人尸体以作为解剖之用，是解剖学史上不断被重复的历史叙述。虽然他的解剖结论仍有错误，但他通过解剖所获得的人体知识仍被后人认为是医学史上惊人的革命。在制作解剖图时，维萨留斯不仅亲自绘画（据说他非常擅长于绘画），他还请著名画家提香（Vecellio Titian）的学生史蒂芬·卡尔卡（Stephen von Calcar）帮助他，并得到了提香的指点。在出版解剖图时，他又亲自选择纸张并监督雕刻图版。[67]
但是，同样是从刑场获取犯人尸体解剖，同样是解剖后绘制解剖图，“刑场画图”情景上的相似性并不意味着双方在性质上具有相同性，一些表面上的差异也未必如想象中那么简单。例如，同样是对刑死犯尸体的观察，两者也存在本质上的不同。当维萨留斯剖开人体时，他抛弃了流行千年之久的盖伦解剖学的理论体系，而完全致力于观察。但11—12世纪中国的学者与医者显然并没有消除旧有理论的束缚，并没有将观察作为重要的技巧。相反，沈括用“验之不审”来表达他对观察手段的不信任，杨介则用“悉如古书”来加强旧有理论、已有知识对解剖实验的引导性。如此，维萨留斯在人体解剖实践中所读到是与旧有信息不同的人体知识，而中国医者与学者却是在人体解剖过程中找寻着自己熟悉的信息。
从“画图”的角度看，中国11—12世纪所绘的解剖图、内景图、脏腑图与维萨留斯解剖图的区别是如此显而易见，甚至引不起人们将两者进行比较的兴趣。[68]文艺复兴时期新绘画技术的产生及其发展对维萨留斯解剖图的出版、流传是否有很大影响，这里存而不论。但就艺术风格而言，这一时期的绘画依然是线描风格，依然使用线条来表现作品，这一点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中国内境图、脏腑图并无区别，不过，这种同质性并不能取消每种文化的艺术风格中长久存在的民族类型的差异。[69]换言之，当维萨留斯绘制出逼真的人体结构图时，至少，11—12世纪中国画工也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中表现着自己文化中的人体解剖图式。同样是解剖人体后所绘制的图画，中西方的差异显然不只是源于绘画技术的不同。当然，中国艺术风格上的民族类型是否阻碍了人们建立“逼真”认识人体的态度与方法，那将是另外的话题了。
在中国人体解剖的历史记载中，11—12世纪的两场人体解剖事件是较为特殊的例子，由政府组织的形式以及明确的医学目的使得它们不同于中国文献中其他的人体解剖记载，当时人从有利于医学的角度去看待这两起人体解剖事件也松开了道德束缚与观念禁忌。但是，这一时期的学者与医者并没有从两场解剖事件中得出某些显而易见的结论，比如将解剖纳入医学的范畴，没有将实验与观察的意涵进一步衍生等等，更没有将人体解剖实践确认为一种圭臬，并以此圭臬作为衡量知识的可信度。相反，后人将《存真图》附刻于经络图时，虽然承认人体图是为“医家治病用”，但当儒者将之“悬之坐隅，朝夕玩焉”时，通过大规模人体解剖始形成的人体图，不过是儒者“养身之方、穷理之学”的补充罢了。[70]
原载《历史研究》201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