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和城郊手工制造业与区域经济商品化
明清时期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工商重镇，如苏州、杭州、南京以及一些大的府治、州治、县治和市镇，都拥有大型的官办和私办丝绸工场。山东的临清也建立了大规模的官办砖厂。济宁的手工业则几乎都是家庭作坊和师徒为核心的小作坊，仅在皮毛和烟草加工业等少数领域出现了一些较大作坊。大多数专业店铺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多兼具产、销功能。
大量原料和半成品通过运河从外地运来，大宗产品也销往外地。从市场上的类别和每一品类在流通中占的大致比例来看，我们不仅可以追踪商品的动向，而且可以形成关于当地城区、城郊及附近地区商品生产的粗略形象。济宁的市场可以作为窥测大济宁地区产业商品化的窗口，包括种植业、手工业、饲养业、渔业、园艺业等，下面择要叙述。
1.经济作物专业化经营与商业性农业经济
明清时期农业经济商品化的一个主要内容为经济作物的增长。济宁由运河激发出来的制造业和商业对周围地区的种植业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有力地改变了农村经济模式。越来越多的农民减少种植传统糊口和纳税的粮食，代之以种植为制造业提供原料和直接用于售卖的经济作物。除了直接受到运河贸易影响的干鲜果品的生产外，商业性棉花、烟草的种植及加工业的发展，对区域商品经济而言最为重要。
明初洪武政令使得棉花种植在山东各地渐次推广，而黄河冲积平原地区的西部逐步成为主要产区。[29]永乐时期运河重新贯通后，跨区域的南北交流有力地促进了区域性专业分工，而山东运河流域植棉业正是沿着商品性发展的指向扩大的；特别是一条鞭法实行以来的田赋折银，刺激了以盈利为目的的棉花市场化经营。山东西部棉花种植的发展和棉纺业的落后导致了如徐光启在明末所讲的形势：“今北土之吉贝贱而布贵，南方反是；吉贝则泛舟而鬻诸南，布则泛舟而鬻诸北。”[30]然而，从清初以来，山东西部的以家庭单位为主的棉纺业不断进步，以致棉花从长江中游和河南地区通过运河输入。[31]其中济宁地区在清代的多数时期生产的棉织品不仅可以满足地方需要，而且有剩余产品输往其他地区。[32]在清代济宁的市场上，有两种棉布：从南方或者说从长江三角洲输入的细布和四乡生产的土布。鉴于济宁城乡消费水平的提高，当地存在对细布的需求。[33]
烟草比棉花更有竞争力，并后来居上。尽管明末有在山东西部运河关于烟草的零星记录，但直到清康熙年间兖州府辖地大规模的烟草种植才广为记载。[34]乾隆年间，烟草种植在山东中部和西部迅速扩展，济宁成为最重要的烟草种植和加工中心之一。乾隆五十年的州志中《济州臧氏种蜀黍记》一文记录了种烟的利润所在：“方亩之地种烟草三千株……亩得烟叶五百斤，斤得钱十五文。”[35]咸丰九年（1859）的州志记载：“今观济州种烟草……大约膏腴尽为烟所占，而五谷反皆瘠土。夫烟，毒草也，谷，养人者也。人之骛利，其忘本一至此乎！”[36]该志有诗讥讽道：“愚民废农偏种烟，五谷不胜烟直（值）钱。”[37]但是，道德说教无法抑制种植烟草回报率的诱惑，抑商的正统观念不敌市场价值的冲击力。
行商去周边腹地采购烟草，汇集到济宁储藏、加工和转运。包世臣在道光九年（1829）的一篇日记中写下他在济宁的观察：“其出产以烟叶为大宗，业此者六家，每年买卖至白金二百万两，其工人四千余名。”[38]实际上，当英美烟草公司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向山东输入新烟草品种时，整个山东省已经有40%的县份在种植烟草了，而济宁地区是一个重要的产地。
2.作为区域中心的加工业
作为大济宁地区以至整个山东西南部的区域中心，济宁为广大农民提供农副业产品加工服务，如食油、果品的加工和交易，日常用品的生产，酒、醋、绳子、瓶子、炉子、铁制农具和铜器的制作。产品或出售给当地城乡居民，或通过水、陆商路输往外地。这种功能强化了济宁作为城市自身和区域中心的“生产性”能力，从而与长江三角洲的中心城市具有相似性。济宁发展起以下富有地方特色的产业，在当地经济生活以及跨区域流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皮毛加工业是济宁的一个主要产业。从元代开始，该行业几乎全为回族人经营，在明清时期得到了高度发展，至近代开埠后的19世纪下半叶，近一万名回族人聚居在济宁南郊，多数在皮毛加工作坊和工场里工作。[39]原料部分取自山东中部山区和西部平原，更多的来自东北和河北。[40]皮毛产品沿运河长距离广为售卖。咸丰年间，大约在1850年前后，马东彪和马西彪兄弟开设的著名家族皮毛工厂雇用了100多名工人。在19世纪晚期，大约有20家大的工场，平均每家拥有20万两白银和100多名工人。有的还在苏州和其他城市拥有代理商。[41]
竹器业是济宁非常有特色的行业。最初，南来的漕运船工借助大量竹竿通过济宁段密集的水闸，过后便就地遗弃，当地人便用之制作各式各样的竹器。于是，商人专门从南方贩运竹竿牟利，竹器业在晚明十分兴旺，产品主要在山东西部销售。大多数的生产单位是家庭式的小作坊，并兼营零售和批发业务，均受同业行会制约。[42]在晚清，“元太竹货铺”雇用了十几个制器师傅，他们下面还有学徒和帮工，还附设了一个店铺。[43]
从清中叶一直到民国初年，济宁的酱菜业闻名遐迩。康熙五十三年（1714）旅居济宁的一位戴姓苏州商人成立了名为“姑苏戴玉堂”的酱菜店铺。其制品具有南方风味：咸中带甜。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当地最有势力的望族孙家联合商人冷家买下该酱园，改名为姑苏玉堂酱园，产业迅速壮大。在19世纪中叶，资本积累计有39万两白银；近400名工人在300多个车间里生产50多种产品，成为济宁最大的综合性工场和商业、金融机构，其经营跨及酒、粮、盐、食油、药品等品类，其所发行的钱票在全国享有信誉。[44]
3.商业中介与金融机构
与商品化和产品生产的专业化扩张相应的是金融业的发展。济宁当地的一些制造业，如酿酒、榨油、皮毛、烟草等加工业需要大额资本的投入，长途贩运同样需要大额资本。在济宁及其周围地区，商品化产品从农民的副业到专业化的手工业，与经纪人和商人发生市场联系。外地商帮与本地产业和商业机构经常合作。如其他北方运河城市一样，济宁的批发业、借贷业、钱庄、票号、当铺和牙行都十分发达。
如罗仑和景甦的研究所示，本来没有工商家庭背景的当地人建立了经纪人机构。具有“包税商”性质的牙行经营者取得政府行帖，代政府向工商业者收税。[45]他们是如此有权势，商人恐惧自己的利益遭到侵害。崇祯十二年（1639）地方衙门颁布了若干征税条规，并勒令立碑，如《剔蠹疏商记碑》、《除害疏商记碑》。后者载文：“为严除五害以甦姜商事，一禁坏科，一禁奸商，一禁牙蠹，一禁市弊，一禁脚弊。”[46]
当然，经济领域的情况与吏治紧密相关。其实，作为商税的一部分，“牙杂税”延续到清朝。康熙时期，济宁城有18个较大的牙行，具有包买、包卖代理和钱庄的色彩。[47]他们还建立了批发业的行栈去垄断市场，进而左右地方经济，而外地行商不易涉足，加之本地商人资本财力雄厚，外地商人资本难以在济宁控制当地市场，这与山东乃至华北的绝大多数地方不同。[48]
概言之，金融机构在济宁成为城乡制造业和农业生产商品化的组织者；发达的商业网络和金融体系深刻地影响到了济宁及其附近地区的经济生活，从而决定了济宁城市与区域的空间构造及其功能。济宁地方市场严重依赖运河承担的跨区域贸易，造成了其经济的外向性。南北运河上长距离贸易扩大和深化了生产的区域性分工。济宁最重要的流通是与南方之间的流通，这导致了其市场、经济的南方趋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