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同名录》
汪辉祖于本书卷四十《叙录》云：“录同姓名者，辨其似也，至辽、金、元三史，则不能复以姓统名，盖辽金诸部，各有本姓，史文或系或不系。元之蒙古色目，例不系姓，故惟以名之同者录之，此变例也。”三史中“族以名行，人不系姓，而又取于官、于地、于事、于物、于姓氏，国俗相沿，语必叠字，对音翻译，文难数通，以视汉字、汉语者，广隘难易，相悬万万，袭蹈故常，渐难别白”，人名“当时既难辨晰，后世益鲜考据，于是贤否相混，彼我合并”，“史臣且不能无误，而欲读史者展卷了如，抑又安能。此则论世知人，不容不早别者也”。编纂体例如下：
1.辽、金、元三史，不以姓统名，盖辽金诸部，各有本姓，史文或系或不系。元之蒙古色目，例不系姓，故唯以名之同者录之。
2.辽金以名为纲，而以异姓者分列之；辽金以所录人名，元以蒙古色目及辽金部族为主，而以汉姓者附存之。色目虽有汉姓，实则俱以名行，与蒙古同。汉人南人，间有不系姓者，亦仍史文录之，不书附字。
3.首字以韵相次，次字以部相从，订其异同，各为次第。复旁考五代、宋、明诸史，以资参证。
4.凡音近字别，转辗相同者，辄移韵部，附于初见条后。其名之互异，及姓之或系或不系者，悉考著之。
如卷十九“忙兀台”条下，用小字注出忙兀台的不同译音，计有忙兀带、忙古带、忙古歹、忙古台、蒙古带等9个。
5.正文中人名下用小字注出同名人数，如拜住（十二）、教化（十四）、阿里（十七）、伯颜（十九）、孛罗（二十二）、也先帖木儿（二十三）、脱脱（二十三）、不花（二十四）、脱欢（三十二）。
6.简要注出人名出处、事迹并考辨。如：
卷十七：阿剌忒纳失里（三）
——见卷三十二《文宗纪》，天历元年，豫王。案《宗室表》太祖系，察合台六世孙。继培案：亦作阿忒答纳失里。《诸王表》阿剌纳失里，《武宗纪》至大三年。
——见卷三十五《文宗纪》，至顺二年，诸王乞八兄豫王。继培案：《宗室表》世祖系，奥鲁赤曾孙，作阿忒思纳失里，此与上豫王相涉而误。
——见卷三十八《顺帝纪》，至元元年，高丽王。《考异》云：“即王焘，见《朝鲜史》。”
卷三：雅里（二）
——见卷三十《天祚帝纪》，帝子，耶律。
——见卷三十四《兵卫制》，太祖六世祖。继培案：《世表》作泥里，一作涅里，亦作泥里、耶律。
卷三十二：伯牙伦（二）
——见卷二十《成宗纪》，大德六年，诸王。
——见卷二十三，《武宗纪》，至大三年，世祖宫人。
卷四：斡（五）
萧二：一见卷七《穆宗纪》，应历十五年林牙，传在卷八十四，作幹。案斡字书内多误作幹，二人名，纪传亦互见，未知孰是。一见卷二十九《天祚帝纪》，宝大元年太师。
耶律三：一见卷十八《兴宗纪》，重熙六年使宋。一在《耶律那也传》，那也父。一在《耶律世良传》，世良小字，并见卷九十四。
上例解读为：三史中名字为“斡”者，共有五人，其中萧姓二人，耶律姓三人，即有两个萧斡，三个耶律斡。
7.共收录人名1474个，《辽史》同名五卷，人名171个；《金史》同名十卷，人名294个；《元史》同名二十卷，人名560个。异史同名各止一人，及一史已有同名，而他史别出一人者，为总录二卷，人名106个。《五代史》、《宋史》、《明史》人名之合于三史者，为附录二卷，人名132个；同名异译人名211个；列各卷人名总目，为叙录一卷。
8.本书三史，用乾隆四年武英殿刊本。“若夫译音无定，旧史多舛。馆臣奉诏釐正，一洗沿袭之陋，辉祖僻处草茅，未由仰见，录内人名，仍以武英殿旧刊为据。”
乾隆四十六年（1781），颁布《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四十六卷，这是我国首次出现的统一译名索引，此书以索伦语正《辽史》，以满洲语正《金史》，以蒙古语正《元史》，分君名、军名、部族、地理、职官、人名、名物等门类，著其名义，详其字音。此次对辽、金、元三史译名的更改，错误百出，张元济百衲本《元史》跋云：“有时所改之名，不能适如原用字数，于是取上下文而损益之，灭裂支离，全失本相。”《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颁布当年，就已经有挖改殿本译名而成之新版《元史》[45]。“《元史》中的人名有译自蒙古文，也有译自阿拉伯文、畏吾儿文、藏文和他种文字的，不是蒙文而用蒙古文来改，就不免张冠李戴、指鹿为马了”，“因时代不同，读音也很有差别，用清代的蒙古语读音去改译元代的蒙古人、地名，也很不妥当。因此，《元史》被改得面目全非”。[46]
汪辉祖所编《三史同名录》嘉庆六年才刊印，却未采用新版三史，个中原因，汪辉祖自称“僻处草茅，未由仰见”，故“录内人名，仍以武英殿旧刊为据”，实为托词。在乾隆五十五年刊刻的《史姓韵编》中，汪辉祖已经使用新版三史，提出：辽、金、元、明四史中，少数民族标名不著姓者、姓须改译而名不变者，入《汇编》；姓不须译改而名须译改者，《汇篇》及《姓篇》两收之。这一体例，就是为了方便新版读者，依旧可以利用《姓篇》来检索人名。嘉庆八年，他说：“向读《元史》，尝取明南北监本以校新刻本，颇有异同。撰《元史正字》。”[47]此处的新刻本就是指乾隆四十六年殿本之挖改本。《三史同名录》与《史姓韵编》不同，只录名，不系姓，新版三史名既已改，读者自然无法利用依据旧本编纂的《三史同名录》。汪辉祖除非编两种《三史同名录》，否则不可能在一书中，同时兼顾新旧两种版本的读者。既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就唯有选择自己熟悉的旧版来编。同时，又不敢无视《钦定辽金元三史国语解》的存在，就只好托词回避。赵翼于乾隆六十年刊行《廿二史札记》，所据也是武英殿版旧史，他在书后以补遗方式开列《新旧译名对照表》，借以向统治者作一交代，以免获咎。但汪辉祖是在编人名录，不可能以赵翼之法搪塞人口，干脆就说未见新版。
辽、金、元三史中，少数民族人名同名异译是一大难题。四库馆臣云：“元托克托等修宋辽金三史，多袭旧文，不加刊正”，“盖旧俗已漓，并色目诸人亦不甚通其国语，宜诸史之伪谬百出矣。迨及明初，宋濂等纂修《元史》，以八月告成，事迹挂漏，尚难殚书数。前代译语，更非所谙。三史所附国语解，颠舛支离，如出一辙，固其宜也”。[48]有学者提出可用异文（同音不同字）翻译，来区别诸部人的同姓名者，然同姓名者太多，异文数量不足并且难以统一。汪师韩《韩门缀学》认为可以将史书同名者列为类传，实际也不可行。章学诚认为，要化解这一难题，只有像汪辉祖这样编辑同名录一法，“将全史所载，毋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别，勒为专篇，与《国语解》并编列传之后，岂不轩目豁心，可为久法”。[49]章学诚还指出：“龙庄是书，盖三易其稿，再涉寒暑，有苦心矣。前人谓元有五伯颜，或广至九伯颜，以为详矣。今龙庄所考，盖同名伯颜，几二十人，视前人所考，不啻倍蓰，此则书之精详，不可不著者也。”[50]周中孚也肯定此书问世后，“于是三史所载，毋论有传无传之人，凡有同名，详悉考别，既博且精，得未曾有”，“俾读史者轩目豁心，可为久法”。[51]中华书局编纂《元史人名索引》时，“为了区分同名人物和解决异译问题，编者曾参考了汪辉祖的《三史同名录》、《元史本证》”等书。[52]方龄贵认为：“读《元史》，还要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十驾斋养新录》，汪辉祖的《元史本证》、《三史同名录》中有关部分比对合观，得益必然较多。”[53]
当然，《三史同名录》错误疏漏之处在所难免，杨志玖就指出：“《元史》上同名的太多，回回人同名的更多，给分辨造成困难。清人汪辉祖的《三史同名录》、中华书局《元史人名索引》对此做了许多分辨工作，很费功力，但也不尽如人意。我有时也不同意他们而自行其事。”[54]他曾举一例说明：《元史》卷31《明宗纪》载：“仁宗延祐三年（1316），封武宗长子和世琼（即明宗）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行至延安，有武宗旧臣沙不丁等来会。”汪辉祖《三史同名录》卷19“沙不丁”条引上三卷有关记载后说：“疑俱即此人”；中华书局《元史人名索引》第223页“沙不丁”条亦并上三卷记载为一人。按，以江浙左丞何以竟称“旧臣”，甚难理解：旧臣多指在皇帝左右侍奉的近臣，沙不丁远在江浙，似难以接近武宗。又，《三史同名录》以卷101《兵志·站赤》至元二十四年七月提及的沙不丁为广东宣慰司为另一人，误。查原文：“七月，给中兴路、陕西行省、广东宣慰司，沙不丁等官铺马圣旨一十三道。”汪氏盖误连广东宣慰司与沙不丁为一句而误。《索引》不误。[55]
《三史同名录》是我国第一部少数民族译名索引，虽然存在译名不统一的缺略，但在解决三史同名异译这个难题方面，汪辉祖的开创之功与成就值得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