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琉使臣在北京的交游和1610年的琉球朝贡使行
万历年间以朝鲜通过明朝送还琉球漂流人为契机，双方利用各自到北京的朝贡使团建立官方联系。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两国朝贡使臣在北京的往来并不仅仅限于官方背景下交送国书和礼物，他们或以诗文或通过译官，还进行了更为广泛的直接交流，彰显出朝贡体制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李廷馨（字德薰，号知退堂，1549—1607），万历三十年（1602）五月作为圣节使被派遣入明朝贡，其《朝天录》中有一首《赠琉球国使臣》：
屡此相逢似有，休嫌倾盖语频频。诗书礼乐千年会，南北东西四海人。
一理岂缘风土异，两心还似弟兄亲。除非孤枕清宵梦，此后难会面辰。[44]
表达对两国入明朝贡使臣常能见面交流的感慨。在他看来，虽然风土各异，但文化的共通性，使臣间亲如兄弟。类似这种诗文的相赠在朝琉使臣见面交游的过程中常有发生，反映出朝贡体制下入贡明朝的各国使臣在北京从事文化交流的实像，也充分体现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明朝文化的认同。
李晬光（字润清，号芝峰，1563—1628），万历三十九年（1611）作为奏请副使被派遣入明朝贡。此行在北京与琉球使臣相遇，双方除了有诗文和礼物互赠[45]，还进行了笔谈。类似的史料存留很少，故笔者在此不显冗长，将双方笔谈的内容转录如下：
问：贵国地方几里？
答曰：壤地褊小，不及朝鲜一布政所。东西仅万里，南北七千里。（李氏注：《续文献通考》曰：琉球最小。则地方万里七千里之说，谬矣。）
问：贵国尚儒道乎？释道乎？
答曰：尊尚孔子之道，而释子亦参半焉。
问：科举取人之规。
答曰：三年一大比，取文武科各一百二十人。国有庆事则有别举。俺等亦登第之人。
问：风土寒暖。
答曰：土气甚暖，而北山一都为最。稻一岁再熟。
问：国王姓氏。
答曰：姓尚。（李氏注：名宁。）
问：立国以来传祚久近。
答曰：经今二百五十余年，传二十四世。
问：开国以前为何国？
答曰：国名“吾气”，享国仅百年。
问：“吾气”之先为何国？
答曰：“吾气”以前未有文字，无书籍可记。
问：距日本几许？
答曰。可万余里。其间有诸岛，各自为国，修贡于琉球、日本。（李氏注：《续文献通考》曰：自萨摩开船，可四日到琉球。则此说谎矣。）
问：贵国与暹罗相通乎？
答曰：远不能相通，道路不知几何。
问：贵国与何国相近？
答曰：上国最近，贵国次之。曩者贵国送回敝邦漂海人口，其人尚在北山生住，以此知道里不远。
问：贵国有三国分立，皆号琉球云。信否？
答曰：否。本国方都中山，而设都三处，曰中山，曰南山，曰北山。此必传说之误。
问：贵地有鹦鹉乎？（李氏注：尝闻祖宗朝，琉球遣使献鹦鹉。故问之）。
答曰：否。如玳瑁、硫黄、芭蕉布，是土产也。
其使臣又问译官曰：贵国常着纱帽、网巾乎？译官答言：纱帽着于公会，平居皆着冠。至于网巾，无贵贱常着。其使臣曰：本国则常时不着网巾与冠矣。[46]
上述问答包括琉球的地理位置、气候、物产、国名、国王的姓名、风俗习惯及其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等内容。这些内容在两国使臣交谈时多有涉及，前述朝鲜1597年的咨文中也有类似记载，可见朝鲜使臣对琉球各方面的关注。尽管当时两国官方没有直接的往来，但因为常互有漂流民，再加上双方过去有直接交通，所以相互都有一定的认识。笔谈中可以看到，李晬光入明前得益于中国文献的相关记载和一些传闻，对琉球有所了解，故他在详细询问琉球各方面情况的过程中，能结合已有的知识，质疑琉球使臣的一些回答。朝贡体制下，周边国家派遣使臣入贡明朝，他们有机会在北京相遇。而作为入明使节最多的朝鲜，使臣担当的角色是多重的，除了完成对明朝贡的出使任务，他们还从事经济和文化活动，并通过各种方式收集明朝和其他国家的有关情况，成为政府获取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47]补充说明的是，上引琉球使臣的回答除了有李晬光所指出的不实之处，“如玳瑁、硫黄、芭蕉布，是土产也”也并非实情，[48]玳瑁当为从东南亚进口的物品。
此次与李晬光交游的琉球使臣，《琉球使臣赠答录》记载名为蔡坚、马成骥。使行“从人十七人，皆袭天朝冠服。自言庚戌（1610）九月离本国，水行五日抵福建。由福建陆行七千里，辛亥（1611）八月达北京”。[49]《历代宝案》没有该使行的相关记载，以往研究者对此也未有论说。实际上李晬光所记述的这次琉球入明使行过去少有人关注。我们知道，1609年3月日本萨摩藩入侵琉球，两个月后，尚宁王、王妃、王子等王室贵族一百余人被俘至日本。此即所谓“庆长琉球之役”。1611年9月，尚宁王被迫与萨摩藩签订《掟十五条》，表示臣服。之后，他才得以回国。也就是说，蔡坚出行之时，尚宁王已被俘至日本一年多。《历代宝案》有万历三十八年（1610）另一次使行的记录，此行这年正月出发，正副使分别为王舅毛凤仪、长史金应魁。[50]该行官方文献则有所记述，因此也常被研究者论及。
从史料的记载看，毛凤仪使行为陈奏行，任务是“驰报兵警，致缓贡期”。[51]按照明朝当时琉球两年一贡的规定，琉球贡使当于1609年派出，参加1610年新年正旦的朝贺大典。但因为时萨摩藩入侵，贡使并未能按期出行。萨摩藩入侵琉球的主要目的是欲控制琉球对明朝贡贸易，从中获取实际利益。[52]因此为了能维持琉球和明朝的朝贡关系，萨摩藩入侵琉球后，以尚宁王的名义先派出该陈奏使行，[53]奏明因遭受萨摩藩兵袭，导致推迟派出朝贡使团的情况。郑士信（字子孚，号梅窗，1558—1619），万历三十八年（1610）以朝鲜冬至贺正副使身份入京朝贡。此行九月初一渡鸭绿江，十月二十三日入住北京玉河馆，在北京停留一月有余，于十二月初四离开玉河馆。就是该使团带去了前述万历年间朝鲜给琉球的最后一封国书。从郑士信的记录可知，使臣在得明礼部提督许可后，向毛凤仪一行转送了国咨和礼单。[54]他写道：“（琉球）正、副使语用倭语，译官不解倭语，故招管狎使之倭译官金孝舜传语。”可见毛凤仪、金应魁两人通倭语而不通汉语，这是以往史料未有提及的情况，可能这也是萨摩藩委任他们出使的重要原因。交谈中郑士信问及前一年琉球国王“为倭所掳之变”的情况，其答曰：“去年四月倭人与无名之师国王越在草莽，以今年九月讲和，还国无事，云云。”[55]这当然不符实情，毛凤仪一行没有透露尚宁王当时仍被萨摩藩扣押在日本的事实，实乃受萨摩藩之制，而隐瞒相关情况。
与毛凤仪使行不同，蔡坚此行琉球方面无官方记录，其出使的情况不甚明确，不过推测其即为前述未能按期出行的定期贡使。事实上，对于萨摩藩入侵琉球的具体情况，明朝直到1612年六月得浙江总兵官杨崇业奏侦报才有所觉察。[56]八月，兵部讨论如何应对时，曾提及万历三十八年（1610）倭“两遣伪使觇我虚实”，又说：“数十年来倭所垂涎者，贡耳。故既收琉球，复纵中山王归国，以为通贡之路。彼意我必不入倭之贡，而必不逆琉球之贡，或仍如三十八年（1610）约毛凤仪、蔡坚之事……”[57]，明确指出萨摩藩入侵琉球的目的所在。此处所及“毛凤仪、蔡坚之事”应该就是指前述两次使行，他们在出使过程中均未告知明朝琉球的实际境况。李晬光记载蔡坚“能解汉音”[58]，其出使在毛凤仪一行出使后的八个月，所以可以基本确定蔡坚一行就是所奏报推迟贡期的朝贡使节。该行“（1612年）正月二十三日离北京，五月到福建。七月初一日开船，十二日在海遇风”，至朝鲜济州岛么罗岛港口。“牧使领进军兵，将欲接应。坐船人等疑恐，却弃卸下人口，挂帆还走。不知去向。”其所弃共有八人，一人名为马喜富，“稍解华语”。[59]朝鲜方面后予盘缠，付冬至使押解至明朝[60]，其后情形不详。
上述两次授意派遣琉球使行入明朝贡，充分反映了萨摩藩对维持琉球和明朝朝贡关系的重视，也进一步说明萨摩藩入侵琉球是企图通过明朝和琉球的朝贡贸易关系获取利益。两次使行的目的当时是达到了，明依惯例还礼，并表明会继续和琉球保持朝贡关系。但随着明朝对琉球局势的了解，双方关系发生变化。万历四十年（1612）十一月，“礼部覆福建巡抚丁继嗣奏，谓琉球情形叵测，宜绝之便。但彼名为进贡，而我遽阻回，则彼得为辞，恐非柔远之体。请谕彼国，新经残破，当厚自缮聚，候十年之后，物力稍充然后，复修贡职未晚。见今贡物，著巡抚衙门查，系倭产者，悉携归国；系出若国者，姑准收角□羊。其来贡国人，照旧给赏，即便回国，不必入朝，以省跋涉劳苦”。[61]之后琉球方面多次遣使奏请恢复贡期，但直到天启三年（1623）才获准“五年一贡”。[62]这期间朝鲜使臣与琉球使臣在北京的交往也因此暂时告一段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