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区建置看曹操的经国方略

陈健梅

陈健梅

陈健梅，1970年生，江苏盐城人。2004年获得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从事中国历史地理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出版专著《孙吴政区地理研究》一部，在《中国史研究》、《文史》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多篇。

自建安元年（196）九月挟持汉献帝都许，至建安二十五年（220）春正月崩于洛阳，曹操以一种特殊身份经纶国事二十四余年。

不同于董卓的狂愚，曹操没有以汉献帝为奇货可居，而是南征北战，致力于境内的安定和国家的统一。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以王者之师征讨天下的霸业起始于黄河下游的中原腹地，其大致经略历程如下：建安初，平息青、徐黄巾和陶谦、刘备等反叛势力，消灭吕布集团从而稳定兖、豫后方。五年（200），通过官渡之战奠定了统一河北的基础。十年（205），攻破袁谭、袁熙、袁尚，平定冀州。十一年（206），征讨高幹，平定并州。至此，曹操完成了黄河流域中国北方的统一。十二年（207），北征三郡乌丸，剪灭袁氏残余势力。十三年（208），挥师南下，刘琮束手。同年于赤壁败于孙刘联军，统一蓝图受阻于长江沿线的强敌，转而西图汉中、巴蜀。十六年（211），平定关中马超、韩遂之乱。十九年（214），平定陇右。二十年（215），西征张鲁，略有汉中，继而进军三巴，为张飞所拒，南下经略的目标再次受阻于顺利入蜀的刘备集团。至此，曹操实际控制的版图大致略定，直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进据汉中，占领陇右武都、阴平两郡。

曹操既要面对群雄逐鹿、诸侯割据的外部局面，又要应付随时发生的肘腋之变。假汉天子之名毕竟不是易事，淳于琼反对沮授之计，道出个中况味：“若迎天子以自近，动辄表闻，从之则权轻，违之则拒命，非计之善者也。”^[1]正如王夫之所言：“名而可以徒假与，则绍亦何惮而不假？”曹操挟天子都许后，确实也历经诸多尴尬和风险，“外而袁绍耻太尉之命，内而孔融陈王畿之制，董承、刘备、伏完、金祎交起而思诛夷之。入见殿中，汗流浃背，以几幸于免”^[2]。曹操以非凡的胆识与智慧，成功假借了这一名号，并于建安十五年（210）十二月己亥令中，对这一瓜田李下之嫌做了衷心于汉室的耿耿表白，回顾了汉末动乱以来的天下形势与身处其中的所思所想所为，诉说了“本志有限”，“身为宰相，人臣之贵已极，意望已过”，而“江湖未静，不可让位”的无奈和决心。^[3]

在这种背景下考察曹操疆理“汉家”天下所进行的政区建置，我们发现曹操的经国方略既有针对地方势力与敌对政权的战略考量，又有瓦解东汉政权、培植曹氏根基的政治企图，并表现出在政区建置上各具特色的三个时段：一、初平元年（190）至建安初年，曹操逐渐立足于中原，至迎汉献帝都许，天下粗安，政区建置旨在初步安定境内领土，平息黄巾、黑山和各种地方反叛势力；二、建安十一年（206）至十八年（213），曹操统一中国北方，规划曹氏天下，政区建置围绕打造曹氏集团政治中心、瓦解东汉政权地域基础的地缘政治法则，展开大刀阔斧的改作；三、建安十九年（214）至二十五年（220），曹操解决了内顾之忧，致力于排除敌国外患，政区建置表现为鼎立格局中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的体国经野。下文就此三个时段的政区建置对曹操的经国方略展开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