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差票制度
《大清律例》“信牌”条正文与《大明律》同，却加注“拘提人犯，催督公事”及“指差人”等语，说明《大清律例》的修订者已经认识到《大明律》该条规定的含糊之处，并根据实际的运作状态对该条内容做出新的解释。除了增删注文之外，《大清律例》的“信牌”还有一处修改，即将该条从《吏律》之《公式》门移至《职制》门。“信牌”条列于《公式》门“封掌印信”、“漏使印信”、“漏用钞印”、“擅用调兵印信”等条之后，明显承袭《元典章》，也突显了“信牌”的牌印性质。清律承袭了明律中“信牌”条的正文，却将其归之于《职制》门，成为对官吏行为的规范制度。至此，“信牌”从原来的直接送达给当事人的“符牌”，变异成为向吏役授命的“公文”。
《清代文书纲要》认为，“牌”与“票”都是下行公文；“票”是一种简易的“牌”；“牌”或“票”的性质，既可以是指示、命令，也可以是通行或执行公务的凭证，或者通知、传单；“牌”或“票”都有回缴制度，但作为某些性质的“牌”或“票”并不实行回缴制度。[83]这种解释认为牌、票基本没有区别，但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84]收录的若干“牌”或“票”的发文者与受文者、公文性质的梳理，可以发现清代“牌”或“票”的关系并非这样简单。
乾隆年间巴县牌文整理表
乾隆年间巴县差票整理表
从表中可以发现，巴县档案所收信牌、差票主要是指令性质的，其中牌的行文，或者是地方官府对下级官府的，或者是基层官府对本衙吏役或所管民众的；而差票的行文，则一律是基层官府对差役的。前述元代信牌适用于地方官府对下级官府，以及基层官府对民众，但不适用于官府对本衙门吏役。与此对照，清代的信牌制度在保留元制的同时，也将信牌的使用扩展到派遣本衙吏役，同时又从信牌中分化出一种专门用于基层官府发遣差役的下行公文，即“差票”或“信票”。
《大清律例》信牌条的规定除承袭《大明律》律文外，又于康熙、乾隆年间增加条例两则，律文与条例一起，也反映了清代信牌、差票制度的实质：
信牌
（一）凡府州县置立信牌，（拘提人犯，催督公事），量地远近，定立限程，随事销缴。违者，（指差人违牌限。）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
（二）若府州县官遇有催办事务，不行依律发遣信牌，辄（亲）下所属（坐）守（催）并者，杖一百；（所属，指州县乡村言。）其点视桥梁、坝岸、驿传、递铺，踏勘灾伤、检尸、捕贼、抄札之类，不在此限。
……
条例
一、道府以上官员，凡关系叛逆、军需、驿递公文等紧要重大事情，照例差人外，其余细事，止许行牌催提。如违例差遣人役者，督抚指名题参，徇情不参者，事发一并议处。其督抚于平常细事，差役害民者，亦交部议处。
一、州县大小案件，凡有差票，务须随时缴销。如遇封印而案未完结，于封印时，将票暂行缴销，俟开印差拘，另行给票。违者，将州县官分别议处。[85]
这些规定其实是针对三种情况的：
（1）律文第一款，“凡府州县置立信牌……违者（指差人违牌限）”。这里的“信牌”的功能是“差人”，这是指以牌派遣差役的情况，是对元代信牌制度的一种背离。
（2）第一则条例“道府以上官员，凡关系叛逆军需驿递公文等紧要重大事情，照例差人外，其余细事，止许行牌催提”。这是针对地方官府上下级之间的信牌，将“信牌”与“差人”对举，“信牌”与“差人”基本是平行选择的，不存在以信牌差遣吏役的问题，比较符合元代信牌制度的本意。但这只适用于官府之间的情况。
（3）第二则条例“州县大小案件，凡有差票，务须随时缴销”，则完全是针对基层官府差遣吏役的“差票”而言的。这类“差票”的条例归之于“信牌”律文下，说明“差票”是一种特殊的“信牌”，是由“信牌”发展、分化而来的，是基层官府“差人”信牌的专门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