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内容分析
本件文书是一案卷，其主要内容是：公元945年（后晋开运二年）12月某日，寡妇阿龙直接呈状沙州刺史曹元忠，请求索佛奴返还已占用十余年的口分地产22亩，以济接生路。原来在11年前的后唐清泰元年（甲午年，公元934年）的3月19日，阿龙的儿子索义成因犯罪被流放瓜州。他们原有祖传的口分地32亩，在义成去瓜州前，将其中的10亩出卖给了索流住，另外的22亩交与义成的伯父索怀义佃种，并订有契约。约定佃种人索怀义获取土地上的所有收获物，但要承担耕种该地应缴纳的赋税和有关的徭役。如果义成回到沙州，就收回由伯父索怀义佃种的土地。而索怀义在佃种此22亩土地一年后，由于“着防马群”即成了牧马人而离开家乡，再未耕种土地，使此22亩土地抛荒。
恰在此时，又有索氏族人索进君回到沙州。索进君幼小落入贼手，一直没有任何音讯，索氏家族连其死活都不知道，更没有指望他能回来，所以在分割家产时就没有考虑到索进君，也就没有给他预留土地屋舍。当索进君从南山部落偷马两匹回到沙州后，归义军政府收马一匹，并给付了一定的奖励。索进君以定居为由申请口分地，官府遂将原属索义成的这22亩荒地分与索进君。从“割与南山为主”、“进君作户主名”、进君“便射阿龙地水将去”、“此地被索进君射将”可知，索进君便成了此22亩土地法律上的主人。
当官府在分配这22亩荒地时，阿龙虽想到官府论说争夺产权，但顾虑到她系罪犯家属，恐受斥责而未呈状。种地人索怀义外出牧放官马而不知情，回来后也因为并非是自己的口分地，即不是土地的主人，也就没有到官府论说这些土地的归属。
索进君由于久居南山部族而不谙农耕，在敦煌居住一段时间后即嫌艰苦而复归南山，他的22亩土地就被其族侄索佛奴承受（继承），即索佛奴又成了此22亩土地实际上的主人（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主人）。
现在，义成已死于瓜州，而年迈的阿龙与年幼的孙子索幸通祖孙二人相依为命，饥寒流乞，无法生活。于是寡妇阿龙呈上诉状，要求索佛奴归还其22亩土地。同月十七日，曹元忠就批交左马步都押衙王文通查核此案。
王文通首先找出了当年（甲午年，公元934年）索义成流放前夕寡妇阿龙和索怀义关于此22亩土地的佃种契约，并询问了此段土地法律上的主人索进君的侄子索佛奴（目前实际上的主人）、陈状人寡妇阿龙、佃地人索怀义。经过调查取证，将阿龙的申诉，阿龙与索怀义当年的佃种契约，询问索佛奴、阿龙和索怀义的笔录5份文件一同报至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当年12月22日，沙州刺史曹元忠亲自作了既维护官府先前决定，又关切弱者权益的批示：分配给进君土地不能反悔，但进君已回到南山，土地的使用与收益仍由阿龙祖孙支配。这样一个普通的民间地产纠纷，经过提起诉讼、立案受理、调查取证、判决结案等四个基本的审判过程，而且得到了节度使的高度重视，可见当时的经济生活和敦煌社会安定的密切关系。
本卷第一件文书是阿龙要求收回土地的牒状，这是没有疑义的。第二件佃种契约的一方是义成的伯父索怀义，而另一方是义成还是阿龙则有歧义，从《山契》（《甲午年（934）二月十九日索义成付与兄怀义佃种凭》）和《沙契》定名（《甲午年（934）索义成付与兄怀义佃种凭》）可知，他们认为另一方是索义成。
本件的人物关系比较简单：阿龙是义成的母亲，怀义是义成的伯父、阿龙的婆家兄长（即义成父亲的哥哥）。从第2行的“付与兄索怀义佃种”、第3行的“并总兄怀义应料”、第4行的“任自兄收”、第5行的“不忓自兄之事”、第7行的“种地人兄索怀义”可知，怀义并不是以义成的伯父，而是以阿龙兄长的身份来签订此佃种契的，因此，本件可定名为《甲午年（934）寡妇阿龙付与兄怀义佃种凭》。
第三件是王文通的询问笔录，为什么第一个询问的是索佛奴呢？并且索佛奴不是作为主体，而是作为索进君侄子的身份出现的。因为从法律上来说，此段土地的所有者是索进君，官府仍然认为这是索进君的土地，作为索进君侄子的索佛奴仅仅是代为耕种或实际上的占有，并没有经过法律程序或政府的认可，所以王文通所询问的是“取地姪索佛奴”（第2行），这里的“取地”，指从法律上获得土地，也是索佛奴画押中的“取地人”索进君。第13行的“取地人姪索佛奴”都是指取地人（索进君）的侄子索佛奴。本件文书的主体是法律上的土地所有者索进君，第4行的“问得姪索佛奴称”，也是以索进君作为主体的。第29行王文通的牒文也清楚地说明，他所了解询问的三个人：上状人寡妇阿龙、土地拥有者的侄子索佛奴、土地的租佃者索怀义。
在询问陈状人寡妇阿龙时，第20行的“承地叔”是指佃地人索怀义，这里的“承地”是按契约佃种土地，“叔”是指索义成的“叔叔”。同行的“地水主叔”又不一样，“地水主”是指现在土地的实际拥有者索佛奴，“叔”是指索佛奴的叔叔索进君。
文书最后是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批示：“其义成地分赐进君，更不回戈（过）。”即原属义成的土地分配给了索进君，这是不再改变的。但由于进君早就离开了沙州，土地的主人不在了，由其侄子索佛奴耕种。而寡妇阿龙及孙子索幸通属于老小，没有生活来源，因此，“其地便任阿龙及义成男女为主者”，即由阿龙和其孙子耕种使用。这里的“义成男女”就是指义成的儿子、阿龙的孙子“索幸通”。
本卷文书在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上有着重要价值，涉及土地请射、租佃、买卖及耕种土地所应该承担的赋役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本案的调查取证方式，与现代审理民事案件的方式有相似之处，即主要通过询问当事人调查取证。此案中不仅有书证（租佃契约），而且有当事人（托付人、受托付人）的陈述。每位当事人陈述完毕后都要签字画押，构成了完整的证据体系。这件契约文书反映的各种法律制度，包括土地制度、证据制度、契约效力等，为我们进一步全面认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刻体察其特征提供了佐证。
原载《敦煌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