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里的商人及其组织

明清时期经济上活跃的城郊社会通常主要由非本地户籍的人口组成，特别令人瞩目的是长期和短期旅居的商人。如何炳棣所描述的，这些外地商人依据共同的家乡地域组成了自己的组织即会馆。会馆不同于当地人士控制的行会。^[77]

济宁地方志没有行会的记载，大概是由于它们处在官方史志所规范的类别之外。但这些外地人的组织却在当地的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散见的资料只能拼凑出会馆活动的一个不齐备的概貌。可查的最早的会馆是17世纪20年代建立在城南运河南岸的浙江会馆，其多数成员从事竹器、丝织品、茶、米等诸多来自江南产区商品的贸易。乾隆年间由陕西、山西和河南商人合办的三省会馆也建在运河南岸，主要经营票号、草药、烟草、漆器、食油、金属和百货。其他成立于17世纪20年代的会馆还包括经营茶、墨、木材的安徽会馆和以纸张贸易著称的福建会馆。清代中期出现的还有河南会馆、金陵（又称江南）会馆和经营瓷器的江西会馆。所有这些会馆都坐落在南关郊区。^[78]各会馆商人经营的商品反映了他们的区域来源，并折射出在全国商品流通网络中生产和交换的区域性分工。多数会馆都从事与南方的贸易。如在其他城市一样，这些外地商人及其组织通过他们的商业活动和作为商帮参与当地的公共活动，如修建寺庙、戏台、庭院、货栈、墓地、客栈，以及修缮城墙、码头、堤坝，重构了济宁南郊的经济基础。这些会馆在漕运于1849年中断后萎缩，并在1912年津浦铁路投入使用后衰败。^[79]

华北各地普遍的经济类型是来自其他地方的行商主导了当地的市场，而本地人居于边缘位置。在包括临清在内的多数北部运河城里，晋商和徽商控制了地方市场和经济命脉。与江南相比，明清时期北方或华北的士绅精英力量薄弱，而且往往对工商盈利行为持有敌意。但济宁的情形不同：这就是地方金融势力与作为地方社会领袖的士绅的结合。济宁的士绅积极地参与当地经济事务并成为城市生活的领导力量，开办玉堂酱园的孙家即是一个例证。济宁包括士绅、商人及经营牙行的经纪人的本地精英有效地阻止了行商的影响，使得包括来自南方的外地资本在济宁手工业及附近地区农副业中扮演着辅助角色。

当然，从一个长时段来看，本地与外地的界限也在衰退；当地居民数量的增加与外地人的本地化是有关联的。与其他北方城市或者抵制外地人的归化或者屈从他们的主导不同，济宁社会融合了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或者将他们置于辅助地位。同时，增长着的本地资本还输出到外地。作为山东商帮的一个主要集团，济宁商人在江南、华北和东北其他地方的山东会馆里扮演着重要角色，不但从事长途贩运业务，还投资于当地的产业。清中期他们在盛泽创立了自己的会馆，在其他一些江南城镇也有分支机构或代理人。^[80]

在济宁，如同在其他北方运河城市，回族人在合股集资的商业活动中尤其突出，他们的社区和领地使得地方生态更加复杂多样。尽管零散的材料显示早在宋、辽时期就有一些回族人在济宁活动并居住下来，大规模的移民却是发生在元代大运河通航之后。从那时起，回民从北方沿运河南下的过程一直没有间断过。他们大都在南郊运河和越河两岸从事依托运河交通的贸易、生产及服务行业，如前文所说的皮毛业，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回族社区。^[81]

简言之，从济宁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商品化、城市化的发展引发了人口和社会变动。大量的人口涌入城市和市镇，从事商业和商业性生产，急剧地改变着济宁及周边的职业和社会构成，加剧了社会复杂化。而运河运输和贸易对济宁及其区域经济和社会特质的塑造，又与江南等其他类型的商业化和城市化有所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