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年谱《病榻梦痕录》与《梦痕录余》

《病榻梦痕录》与《梦痕录余》是汪辉祖自定年谱，是他晚年回顾一生而写的自传。这部年谱按年月记事，内容丰富，包括生平经历、言行思想、家人家事、师友交往、社会环境、人情风俗、经济状况等等，是我国古代少见的高质量年谱。

咸丰年间学者杨希闵以为：“其体，年谱也；其归趣，学谱也，此乾嘉自来不多得之书。”^[56]后世学者也对此书多有好评。瞿兑之《汪辉祖传述》序云：“尤其使现代的人看了不胜惊服的，就是他的一部自传——《病榻梦痕录》。中国文人的自传，很少有成整部书的。他的书不独自己描写自己的性情好尚，发抒自己的思想，记录自己的遗传环境、一生经历，而且将时代背景的一切社会制度风俗，小至于衣服饮食器用，无一不很忠实地写出来。我们看这部书，不独可以了解他个人，并且可以了解他的时代，不但当他一部《汪辉祖传》，而且可以当他一部乾隆六十年中社会经济小史。”

胡适一生大力倡导传记文学，他从纪实求真的角度，充分肯定了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在保存社会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史料上的价值意义。胡适对《病榻梦痕录》的推崇，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他在演讲传记文学时，几乎言必提《病榻梦痕录》。他说：“二千五百年中，只有两部传记可算是第一流：汪辉祖的《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王懋竑的《朱子年谱》”；^[57]《病榻梦痕录》及《梦痕录余》与《罗壮勇公年谱》，“是中国最近一二百年来最有趣味的传记”，“是两部了不得、值得提倡的传记”。^[58]在他70岁时，还是认为“中国自传写好的只有两部书，汪辉祖《汪龙庄遗书》里的《病榻梦痕录》、《梦痕录余》”与《罗壮勇公年谱》。^[59]关于这部年谱的史料价值，胡适指出：“我们读了以后，不但可以晓得司法制度在当时是怎样实行的，法律在当时是怎样用的，还可以从这部自传中，了解当时的宗教信仰和经济生活”；^[60]“这一部书最重要的是关于当时社会情形及经济状况的记载。如米的价钱，从江苏经安徽到北京沿途的见闻都写出来；如哪处卖男女，男的比女的又多卖多少钱。还有西班牙的‘站人钱’可以换多少银子，以及当时浙江、湖南的政治情形，科举法律的制度，也都写出来。这是值得特别介绍的一本部书”。^[61]

汪辉祖《病榻梦痕录》以编年体形式，记录自己一生主要活动经历，写了自己为人处事的准则，当官做幕的经历，定案推理的方法，是我们今天研究其人最基本的资料。此外，书中还记载了不少江浙一带的旱涝灾情、经济状况乃至消费习惯、风俗人情变迁等资料，史料价值很高。

在《病榻梦痕录》中，有许多关于社会经济状况变迁的记载，如赋税额、钱价、米价、田价、棉花价、刻书价、参价等等。中国台湾地区学者林满红与日本学者岸本美绪，曾围绕汪辉祖上述关于乾隆粮价的记载，展开了一场争论。^[62]卫挺生在胡适指点下，引用《病榻梦痕录》的相关资料，认为汪辉祖“嘉庆元年所谓‘倭婆’番洋，当即此也，此实开墨西哥鹰洋之始”，“汪龙庄谓其幼时尚不闻番银之名，与史迹甚合”。^[63]黄永年也指出：“‘洋钱’即外国银圆，外国银圆鸦片战争前已在我国流通的事实，最早是胡适从清人汪辉祖在嘉庆时撰写的《病榻梦痕录》中看到的。”^[64]此外，经君健据汪辉祖所载，考察了清代塾师、幕友、官员收入水平的差异，撰成《束脩与俸禄——读<病榻梦痕录>札记》一文。^[65]

瞿兑之编《中国社会史料丛钞》中，乾隆末年服饰之变、明清间刻书工价、洋银、参价四条，就摘自《病榻梦痕录》。郑天挺也认为此书重要，亟待整理，在给邓云乡回信中说：“来示知在整理《佐治药言》与《病榻梦痕录》，快慰之至。”^[66]陈祖武评价说：“录中所记，既有个人亲历，又有师友学行，及时事风俗，知人论世，足资取材。在众多的清人年谱中，汪氏之作，无愧上乘。”^[67]可见，时至今日，仍有将《病榻梦痕录》与《梦痕录余》整理出版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