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治通鉴》卷二〇〇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十月条称：
乙卯，百官上表请立中宫。乃下诏曰：“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毎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可立为皇后。”[1]
文中所云“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政君即王政君，其事可见《资治通鉴》卷二七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五月条，其文云：
皇太子（即后来之汉元帝）所幸司马良娣病且死，谓太子曰：“妾死非天命，乃诸娣妾良人更祝诅杀我。”太子以为然。及死，太子悲恚发病，忽忽不乐。帝乃令皇后择后宫家人子可以娱侍太子者，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宫。政君，故绣衣御史贺之孙女也。见于丙殿，一幸有身，是岁生成帝于甲馆画堂。[2]
陈寅恪先生云：
高宗此诏以武曌比于西汉“配元生成”之王政君，奸佞词臣之文笔固不可谓不妙，然欲盖弥彰，事极可笑，此文所不欲详及者也。[3]
陈寅恪先生“所不欲详及者”，或许在王政君以良家子入宫，而武则天原为太宗之才人，两者事本不同，词臣强拉在一起，便成欲盖弥彰而极可笑之事。
但实在的，高宗之诏，似乎并未掩饰其与武则天之关系。
“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当然是高宗对武则天当时情状之评价，此自不待说。然诏中所云“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不离朝夕”句，似指高宗为太子时，太宗父子两人关系，其间要表达的是一种眷眷之情，拳拳之心，但联系下文，“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初看似指高宗侍从太宗，这当然也是说得通的。但细细推敲，却未始不含有武则天与李治二人两情相悦之关系：高宗因太宗之慈爱而得则天之“侍从”，得武则天之侍从而二人“弗离朝夕”，以至于“圣情鉴悉，每垂赏叹”。因了这样的关系，最终“遂以武氏赐朕”。依此而言，太宗在世的时候，武则天对于李治的侍妾关系便已经确定下来，不待武则天之第二次入宫也。
但是，对于这样的关系，或许有“为尊者讳”的意思在里面，一些记载便也语焉不详，如《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纪》载道：
初，则天年十四，时太宗闻其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及太宗崩，遂为尼，居感业寺。大帝于寺见之，复召入宫，拜昭仪。[4]
《新唐书》卷四《则天纪》称：
太宗崩，后削发为比丘尼，居于感业寺。高宗幸感业寺，见而悦之，复召入宫，久之，立为昭仪，进号宸妃。[5]
则天居感业寺为尼，高宗“于寺见之”、“见而悦之”，则似乎二人偶尔得见，仅为邂逅。其潜台词便是，二人事先根本就没有什么特殊关系存乎其间——这当然不是历史的真实。[6]
《资治通鉴》与《唐会要》的记载稍为客观一些，《资治通鉴》“永徽五年（654）三月”条说：
初，王皇后无子，萧淑妃有宠，王后疾之。上之为太子也，入侍太宗，见才人武氏而悦之。太宗崩，武氏随众感业寺为尼。忌日，上诣寺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泣。王后闻之，阴令武氏长发，劝上内之后宫，欲以间淑妃之宠。[7]
于是，虽有永徽六年（655）十月高宗立武后诏之“遂以武氏赐朕”之语，但仅称“悦之”，而其称谓仍为“才人”，且随众为尼，则二人之关系在疑似之间，不敢贸然肯定也。这必然是司马光为尊者讳了。《唐会要》的说法与《资治通鉴》略同，其卷三“皇后”条称：
髙宗皇后王氏永徽元年（650）正月立为皇后，六年（655）十月十三日废为庶人。
天后武氏，贞观十年（636）文德皇后崩，太宗闻武士彟女有才貌，召入宫以为才人。时上在东宫，因入侍，悦之。太宗崩，随嫔御之例出家为尼感业寺。上因忌日行香见之，武氏泣，上亦澘然。时萧良娣有宠，王皇后恶之，乃召入宫，潜令长发，欲以间良娣之宠。[8]
这样的记载虽使人有疑似之惑，但高宗、则天两两相见，“武氏泣，上亦泣”，或“武氏泣，上亦澘然”，总能说明二人曾经有过交往，而使人读来以《立武后诏》中之语为事实。这样的信息，还表现在《旧唐书》卷五一《高宗废后王氏传》上：
初，武皇后贞观末随太宗嫔御居于感业寺，（王皇）后及左右数为之言，高宗由是复召入宫立为昭仪。[9]
这里，虽未有挑明李治与则天当时关系之文字，但细加分析，不但是王皇后言及则天，就连左右也都如此劝说高宗，依此可见，高宗与则天的关系在武则天第二次入宫之前就为人所共知。
那么，李治和武则天关系的确立在什么时候呢？根据《立武后诏》所说，当然是在太宗在世之时，亦即李治“昔在储贰”之际。但我们能够把这一时间说得更确切一些。
现在能看到的唐高宗关于立武则天为皇后诏，大都以《资治通鉴》之记载为据，而在宋人程大昌所撰之《考古编》中，亦有一些《资治通鉴》中没有的内容，其卷一〇“立武后”条称：
高宗欲易置中宫，顾命大臣合力竭谏，皆不之听，竟废王氏，立武氏。武，故太宗才人也，而立之，其于世间公议，若略无畏惮者矣。然其立诏曰：“武氏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徳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故（案：政字之误）君之赐，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10]
此记载与《资治通鉴》相比较，可互相补充成相对完整的文字：
武氏门著勋庸，地华缨黻，往以才行，选入后庭，誉重椒闱，德光兰掖。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宫壸之内，恒自饬躬；嫔嫱之间，未尝迕目；圣情鉴悉，毎垂赏叹，遂以武氏赐朕。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必能训范六宫，母仪万姓。可立为皇后。
是诏完璧与否，我们已无从知晓，但程大昌所言武则天既为太宗之才人，又成高宗之皇后，“其于世间公议，若略无畏惮者”之言，颇与当时褚遂良谏高宗不立武则天为皇后语类似，当在下文分析。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考古编》中“事同政君之锡，已经八载”之语。
据《资治通鉴》，唐高宗《立武后诏》颁于永徽六年（655）十月，以此往前推八年，则为贞观二十一年（647）十月以前（相隔八年为贞观二十年）。也就是说唐太宗把自己的才人武则天赏赐给其子李治，在唐太宗贞观二十三年（649）五月死前一年，或许竟在二年以上。
而恰恰在贞观二十年（646），我们看到了武则天和李治厮混所具备的时间条件。《旧唐书》卷八〇《褚遂良传》称：
（贞观）二十年（646），太宗于寝殿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遂良复上疏谏曰：“臣闻周世问安，三至必退；汉储视膳，五日乃来。前贤作法，规模弘远。礼曰：男子十年，出就外傅，出宿于外，学书计也。然则古之达者岂无慈心，减兹私爱，欲使成立。凡人尚犹如此，况君之世子乎？自当春诵夏弦，亲近师傅，体人间之庶事，适君臣之大道，使翘足延首，皆聆善声，若献岁之有阳春，玄天之有日月；弘此懿德，乃作元良。伏惟陛下道育三才，功包九有，亲树太子，莫不欣欣。既云废昏立明，须称天地瞻望，而教成之道，实深乖阙。不离膝下，常居宫内，保傅之说无畅，经籍之谈蔑如。且朋友不可以深交，深交必有怨；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愁。伏愿远览殷周，近遵汉魏，不可顿革，事须阶渐，尝计旬日，半遣还宫，专学艺以润身，布芳声于天下，则微臣虽死，犹曰生年。”太宗从之。[11]
请注意，当贞观二十年（646）之时，唐太宗竟然在寝殿之侧，“别置一院，令太子居，绝不令往东宫”。这就是《立武后诏》中“朕昔在储贰，特荷先慈；常得侍从，弗离朝夕”之注脚？当时，李治为虚岁十九，则天年龄稍长一些，但约略相当。[12]妙龄之男女，同处一地，做些不合规矩之事，亦在情理之中。而唐太宗竟因此而将武氏赏赐于其太子李治？若果真如此，则其社会开放程度可为高矣。
相对于唐太宗的豁达大度、唐高宗的开放大胆，褚遂良的态度则显得吞吞吐吐。据其所谏之疏，看似以君臣大道之礼仪立论，但其中亦当含有提醒太宗，在饮食男女方面，应该防患于未然之意：“父子不可以滞爱，滞爱或生愁”云云，滞爱者何，生愁者又是什么？而“微臣虽死，犹曰生年”云云，亦颇为蹊跷，以礼立论，何来生死之说？以至于“废昏立明”句云云，大约亦有弦外之音在。而褚遂良对于此事的建议也只能是采取“尝计旬日，半遣还宫”的让步政策了。
但是，李治与则天的这种暧昧关系的发生，竟在此时么？笔者以为，贞观二十年左右之际，只是事件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狐媚偏能惑主”状况的最初发生，大约还要更早一些，具体地说，就是在贞观十九年唐太宗征辽，而李治留守定州之时。于是我们就要导入刘洎之死与武则天的关系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