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然而，我们还得解决一个问题，为何太宗戴了绿帽子，不对李治、武则天有所行动呢？假若我们拔高此事之意义，而从社会风气、社会心态以及政治动向三方面加以考察，则可明了个中缘由。
首先，与朱熹所言“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42]之社会风习有关。[43]
《资治通鉴》卷一九八“贞观二十一年（647）八月”条称：
丁酉，（太宗）立皇子明为曹王。明母杨氏，巢刺王之妃也，有宠于上；文徳皇后之崩也，欲立为皇后。魏征谏曰：“陛下方比徳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乃止，寻以明继元吉后。（胡注：晋太子圉为质于秦，秦穆公以女妻子圉，将逃归，谓之曰：“与子归乎？”嬴氏不敢从，圉遂逃归。及晋公子重耳入秦，秦穆公纳女五人，懐嬴与焉，谓之辰嬴。贾季曰：“辰嬴，嬖于二君是也。”）[44]
而太宗亦曾“密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45]。以此看来，男女混乱关系，在当时，大约是很平常的事。
其实，非但唐朝王室，就是与李氏带有血缘关系而同样有着胡族血统的隋炀帝杨广，其所作所为亦约略相同。当隋文帝卧疾时，太子杨广即对文帝之宣华夫人陈氏无礼，而在文帝崩后，杨广就“烝”于陈氏，而在炀帝嗣位之后，陈氏“出居仙都宫，寻召入”，[46]其事就与唐太宗崩，武则天出居感业寺，其后由高宗召回宫中有异曲同工之妙了。
至于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更为大家耳熟能详了。
于是，李治与武则天之关系，便也能为李世民所容忍。
其二，与当时的社会心态有关。武则天是太宗才人，才人虽为内命妇之一，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侍妾，[47]侍妾与皇后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于是，在高宗把武则天从安业（感业）寺中迎回宫中之时，我们不见朝廷中有任何的反对意见，而要把她立为皇后时，则反对者大有人在，其中的代表就是褚遂良。《新唐书》卷一〇五《褚遂良传》称：
帝（高宗）曰：“罪莫大于绝嗣，（王）皇后无子，今欲立（武）昭仪，谓何？”（褚）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事先帝，先帝疾，执陛下手语臣曰：‘我儿与妇，今付卿。’且德音在陛下耳，可遽忘之？皇后无他过，不可废。”帝不悦。翌日，复言。对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请更择贵姓。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黙。遂良因致笏殿阶，叩头流血曰：“还陛下此笏，丐归田里。”帝大怒，命引出。武氏从幄后呼曰：“何不扑杀此獠！”[48]
《新唐书》记载褚遂良所言“请更择贵姓”，他书多作“妙择天下令族”。[49]假若我们把褚遂良谏高宗与魏征谏太宗的话两相比较：一个说“昭仪昔事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一个说“陛下方比德唐虞，奈何以辰嬴自累”，何其相似乃尔。[50]
褚遂良也好，魏征也好，他们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武则天，还是杨氏，她们为侍妾是可以的，为皇后，“母仪天下”则不行。当然，太宗接受了魏征的谏言，而高宗则没有接受，于是便引出陈寅恪先生“吾国中古史上为一转折点”的大话题。[51]
既然如此，太宗对李治、则天无所行动，后来还把武则天赏赐给李治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归根结底，武则天只不过是个侍妾。
其三，与当时的政治动态更有紧密的联系。问题还得回到李治的身份及地位上来。李治被立为太子曾经有过戏剧性的一幕，陈寅恪先生曾有过很精彩的论述，读者自可参而观之。[52]在李治立为太子之前，宫廷中有太子承乾与其同母弟李泰之斗争。《资治通鉴》卷一九六“贞观十六年八月”条说：“时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宠，群臣日有疑议。”[53]最终，承乾被废，但李泰亦未能如愿。在长孙无忌、褚遂良的支持下，李治被立为太子。当其时，太宗曾有过关于太子身份地位的论述。《资治通鉴》卷一九七“贞观十七年四月”条称：
上谓侍臣曰：“我若立泰，则是太子之位可经营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窥伺者，皆两弃之，传诸子孙，永为后法。且泰立，承乾与治皆不全；治立，则承乾与泰皆无恙矣。”[54]
司马光为此大加赞叹：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爱，以杜祸乱之原，可谓能远谋矣！[55]
以此而言，李治的为太子是安定朝廷的一着重要棋子，“盖皇位继承既不固定，则朝臣党派之活动必不能止息”[56]，也正因为如此，当“太宗又欲立吴王恪，（长孙）无忌密争之，其事遂辍”。[57]
在立储问题上有过几次反复的唐太宗，从心底里有着投鼠之忌，辽东军归，震怒之余，亦只能迁怒于刘洎了。这可以说是刘洎不得不死的又一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