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催勾体制
宋代地方官府中，刑狱的追证主要由县尉负责。[7]民事诉讼中“追呼”事务的执行者则包括县尉、县吏与乡役三类人员。屈超立认为，宋代县衙词讼中，由保正等乡役送达传唤的通知文牒，如相关人拒不到案，则由县吏执行缉捕或关押等强制措施。[8]刘馨珺则指出县尉、县吏与乡役都可能参与民事诉讼中的勾追任务，“县尉‘打量田土’是处理田产诉讼案件的追证工作之一……有地方官主张以‘文引’交付保正执行勾追的任务，尤其是田讼的知证人”，同时“县衙的吏役除了到当地集邻人会实之外，也必须接受文引（公文），负责‘勾追证逮’的工作”，而“南宋的保正有追逮词人的职责”。[9]两位研究者都注意到诉讼中执行催勾者不止一类人员，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讨论。
宋代一般以县吏执行催勾事务。有关县吏执行催勾事务时扰民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称吏胥追呼“动以军期急速为言，甚者半夜打门，左手示引，而右手索物，曾不肯旋踵也”。[10]真德秀则称“乡村小民，畏吏如虎，纵吏下乡，纵虎出柙也”[11]，因而“民不识吏亡追呼”[12]成为诗人吟唱的理想。这些弊端既可归咎于官府的放纵与胥吏的贪婪，但由于县衙胥吏社会地位低下而经济待遇恶劣，不收规费则无以营生，结果就导致了“欲吏之不受赂，断无可行之策”的现象：
人皆曰御吏不可不严，受赇必惩无赦，不知县之有吏非台郡家比。台郡之吏，有名额，有廪给，名额视年劳而递升，廪给视名额而差等，故人人皆有爱惜己身之意，顾恋室家之心。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一人奉公，百指待哺，此犹可也。县官日用则欲其买办灯烛柴薪之属，县官生辰则欲其置备星香图彩之类，士夫经从假寓馆舍则轮次排办，台郡文移、专人追逮则裒金遣发，其他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嘻！彼财何自来哉？稍有赀产者又孰肯为吏哉？非饥寒亡业之徒，则驵狡弄法之辈，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尔。愚尝妄思，周官胥徒府史之制，有名职廪稍之供，是以吏皆廉平，俗亦醇厚。今时殊事异，县道财赋，煎熬捄过不暇给，而暇办吏俸哉？……故欲吏之不受赂，断无可行之策。[13]
除了“纵吏下乡”之外，宋代乡役执行催勾事务的情况也很普遍，见之于文献记载，比如“国家宪用保长催税苗”，[14]“县官追逮，多责里正”，[15]“通天下使都保耆长催科，岂有须用吏卒下乡之理”。[16]一些官员认为，乡役催勾可以避免扰民，如真德秀“曾作条行下诸县，应文引只付保司，不许差人下乡。如诸色公吏辄带家人下乡搔扰者，并从条收坐，自后犯者惩治非一”。[17]胡石壁也主张“此等词讼，州县之间，无日无之，若合追对，但以文引付之保正足矣”。[18]然而乡役催勾也有弊端：
首先妨碍本职。宋代保甲法本是寓兵于民，具有治安与军事之职能，并不承担催勾之责。因此差使保正催勾，被认为是“不惟有妨主教，恐非朝廷教养之意”的非法行为。[19]但在实际运行中，保正普遍“应副州县吏使”，以致宋廷再三强调保正、团长等保甲头目“非捕盗贼，不许役使”、“不得承受文引等事”。[20]
其次是乡役不堪苛扰。对于不能完成催勾事务的乡役，官府往往施于刑罚，“若有耆保不服差使，州县自合追断，枷项，传都号令，孰敢不畏”，[21]“里正违初限未可遽杖……次限又不至不再挞，则益见缓慢而前杖为虚设”。[22]
其三则是无法解决扰民问题。乡役面对不堪承受的任务与惩罚，所能应对的措施，不是“募破落过犯人代役，在乡骚扰”，[23]便如县吏一样索贿扰民，以补偿其任役之苦：
而今之里正以期会不报，被笞索者累累也，其弊在于上之给引泛滥而无统，甚至一次当限，累数十引，追逮百余辈。其里正之代役者，自知应赴不及，必遭笞决，于是并与其可以办集者一切稽违，却遍求被追者之赂。其意以为十违二三与十违七八，被杖等尔，何苦不求赂哉。[24]
宋代也有巡检与县尉执行催勾事务的现象。巡检与县尉，及其所属土兵、弓手，属于宋代的基层武力，负责地方治安，主要职能是缉捕盗贼、巡私捉赌，以及训练保甲与地方军事防御等。[25]但巡尉职能遭受侵占，经常被地方官府借用差占于临民催勾事务，“诸县土军、弓手近日专充州县吏使及下乡追呼，教阅一事尤不之问”，[26]“弓手之制弊坏。大县额管百人，姑以十分为率，其阙额不补者常二分，差出借事者亦二分，县中过数占留与县尉干预民事、承引追呼者又二分”。[27]巡尉催勾属于法外行为，如《名公书判清明集》中，叶提刑称“未闻使巡、尉差兵卒下乡追捕，而佐官辄置枷杖、绳索等，以威劫之也……今时民力亦已困矣，催科虽是州县急务，其忍复于法外肆其虐邪”[28]；又胡石壁称“弓手、土军等人，自非缉捕盗贼，追捉凶强，及干当紧切事务，巡、尉司皆不应辙差下乡，骚扰百姓”[29]；黄震也斥责“照对尉之为义，本取除奸以安民，今之为尉，反或滋奸以害民……曰两词互诉，必属差尉司躬亲追捕，以规破坏其家产”。[30]但在实际的运作中，当县吏无力完成催勾事务时，地方官员派遣巡尉下乡也被视为有效且合理的办法，朱熹就设计过多次追呼不到便由巡尉差人追呼的程序，“都厅先次类聚呈押，一日者不展，两日者许一展，三日者许再展。再展而不到者，都厅指定帖某巡尉差人追呼呈押行下”。[31]在其他行政手段执行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巡尉力量执行催勾事务，既是基层行政的惯例，也被视为合理且必要的手段。只有在巡尉下乡过度骚扰民间而引发事端或诉讼时，或者在朝廷强调基层武力不得被民事差占的特定情况下，巡尉下乡的行为才会引发上级官府的斥责或朝廷的禁令。
宋代的催勾事务，县吏、乡役与巡尉都可能成为执行人员，相互关系缺乏规范，往往是各地官府根据地方惯例或官员偏好而选择执行人员的类型。县吏地位与待遇的沦落，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尽职办差，执行过程中的索贿扰民也难以避免。取代县吏的办法则是由乡役或巡检代行催勾。这种办法既侵占了乡役与巡检的本职，效果也不理想。除了同样索贿扰民以外，乡役在执行催勾事务时比县吏更加难有作为，巡尉则比县吏更具破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