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 语

16世纪初，曾经繁荣的琉球对外贸易走向衰落。明朝因为成化十年（1474）发生琉球使臣在福建的杀人事件，第二年遂将琉球贡期由一年一贡，延长至两年一贡，并严格规定使臣数量。^[63]虽然经过琉球方面的多次奏请，到正德二年（1507）恢复一年一贡，^[64]但嘉靖元年（1522）再度改为两年一贡^[65]，且严格限制人数，还禁止使臣私附货物贸易等。与朝鲜的贸易，15世纪中叶以来双方主要通过博多港等地区商人的联系到16世纪初已断绝。而和南海地区的贸易量也因为大航海以来葡萄牙、西班牙的东进逐步下降，^[66]再加上中国沿海走私海商的活跃、与日本本岛的商品往来又多受制于萨摩藩。16世纪末主要依靠转口贸易维系生存的琉球在东亚地区的贸易活动困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万历年间琉球透过明代朝贡体制寻求和朝鲜建立官方联系，究其缘由，是希望重开16世纪初与朝鲜中断了的贸易往来。壬辰倭乱结束，丰臣秀吉身亡后，琉球不再和日本幕府往来，至此琉球曾经一度在东亚地区存在的海上贸易网络几近崩溃，其迅速向朝鲜通报这一消息，更为积极地与朝鲜加强联系，无疑是想尽快恢复和朝鲜的贸易联系。

而对于朝鲜，与琉球加强联系，则更多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由1523年“宁波争贡”事件引发，到1549年，明朝与日本绝交。之后，贸易的需要使日本幕府希望通过朝鲜、琉球恢复与明朝的朝贡关系。^[67]对此朝鲜方面于日本多有顾忌而予以拒绝，随后与之也断绝了往来，但因为担心受到侵扰和报复，一直密切关注日本的一举一动。与朝鲜不同，琉球则通过萨摩藩与日本幕府保持着贸易往来。在此情形下朝鲜通过琉球，可以了解日本的行动。事实上，倭乱前后，朝鲜即曾要求同在北京的琉球使节提供日本之相关情报，琉球其时担当着传递日本情报的重要角色。^[68]因此对于琉球方面的联系，朝鲜予以了相当积极的回应。

所以万历年间朝鲜和琉球在与明朝建立册封朝贡关系的基础上，借由双方到北京的入明朝贡使臣交换国书，互赠礼物，积极恢复通交，乃双方应对当时东亚复杂局势，基于本国现实困境，积极发展对外关系之举。在此过程中，以明朝为中心的朝贡体制为双方沟通和重新建交提供了通道。尽管藩属国间私相通书有违朝贡制度的外交原则，但现实中明朝并不太多实际干涉他们的接触联系。^[69]万历年间朝鲜与琉球正是利用它们和明朝的册封朝贡关系建立互信，交换国书，恢复并发展友好“交邻”关系。然而萨摩藩的入侵影响到琉球和明朝的朝贡关系。虽然萨摩藩觊觎的是琉球与明朝的朝贡贸易所得，在控制琉球后继续以琉球王之名按例派遣琉球使臣入明朝贡，以避免损害朝贡贸易之实。但是它欲间接融入朝贡体制以获得经济利益的行为对明朝所构建的华夷秩序造成威胁。明政府在获知有关信息后，对此最终采取较为保守的对策，将琉球的贡期延长到十年一贡。随着琉球与明朝朝贡关系的破裂，其与朝鲜在万历年间经由双方入明朝贡使臣建立的联系也无法维系。^[70]直到1621年琉球与明朝的关系有所改善，双方使臣在北京的交流才重新恢复，而此时的东亚又到了将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夜。

原载《学术月刊》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