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城市空间与市场体系

运河运输与贸易激发了济宁城区和城郊的发展。明清地方文献的大量信息显现出济宁作为一个活跃的区域市场体系中心和全国性运河口岸的形象。自从明初用砖重建城墙到20世纪50年代初，济宁城内的基本轮廓没有变更过。济宁城市的实质成长在于明中期以来它向城外的拓展，其中使用土坯建立起外城城墙以延伸城市的防卫系统，并容纳增长着的商业活动。

这种内城和外城功能的区分在明清时代十分普遍。不似内城的整齐、对称的格局特点，外城空间的不规则分配更多地服务于商业的需求。因为地方商业经济的主要驱动力是运河运输及相关贸易，大多数专业市场、贸易活动和手工制作业作坊都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运河和越河两岸及其与南门之间地带。而城墙外的变化也影响到内城。城内的南北大道和东西大道成了主要的商业街，城内商业繁荣区还有吉市口大街、税务街、小南门街、姜店街、安阜街等。^[21]从1927年《济宁县志》的城区图，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窥测其当年盛况。清初的文献显示，在明末内城四周的外城（郭）面积已远远大于内城；南外城尤其是商业聚集区，占地尤为开阔。康熙十二年（1673）的州志列出了处于各自地理位置上的专门店铺和作坊。不少街巷因工、商经营活动的门类而得名，如“南关”的鸡市口街、纸坊街、小纸店街、枣店街、税课街、棺材巷、打绳巷、打铜巷、竹竿巷、油篓巷、果子巷等。主要按行业划分的“市集”集中在城墙内外的这些专业街巷里。19个大类别的市集大都在外城，其中在“南关”和“南乡”的有7个（再加上“四关俱有”的“杂粮市”）。^[22]

与此同时，外城工商空间不断扩张。乾隆五十年（1785）的州志中可以看到因工商活动成长而增加的专业街巷，如“南关外”的糖房巷、驴市街、炭沟街等。^[23]咸丰九年（1859）的州志又新加了几个市集。^[24]这些以商品类别命名的专业街道也反映了包括在运河上流动的产品的地方生产和贸易活动；商业街道数目和密度的增加标志着市场行为频率的加快，预示着城市化的增长。

靠运河贸易谋利、谋生的浮动人口积极从事粮食和其他商品交换。1957年，景甦和罗仑到济宁采访清末运丁在1910年停止漕运前后的经历，了解到他们在运河贸易中所扮演的富有活力的角色：农历十月，漕船从苏州、杭州兑米起运，因为运粮免税，船工等船上人员购置南方土货，在北上途中出售。四月底到济宁，就地销售货物一半以上，北至临清时售罄。从通州回空南下途中收购北货，八月到济宁，收购周围地区的土产，然后运到南方售卖。虽然他们在回空航程中是被当作民船而缴税，但依然能从跨区域转卖中取得利润。^[25]这种说法与明清文献中的散落记载相吻合、呼应，可以反映出明清时期漕船人员商业活动的一般情况。这些季节规律性的商业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济宁城市市场和区域性商品经济的节奏。

如同明清时代北方的其他运河口岸一样，粮食是济宁最主要的交易产品。不似作为官仓重地的临清，在济宁人们主要是从事私粮交易。稻米基本来自南方，小麦和玉米则来自附近区域。粮商把济宁作为山东西南部的集散中心。当地最大的粮食市场是城南运河西岸的坝口，也是当地最大的运河市场之一。著名的人和粮行成立于崇祯十五年（1642），其兴盛时在繁忙的季节雇用近200名员工，一直经营到1949年。^[26]

得益于其在运河上的中间位置，济宁作为集散中心向附近地区供应来自各地尤其是南方的其他各种商品，如陶瓷器、茶、盐、糖、纸张等。故此，专业店铺和作坊在济宁南郊运河河段和越河的两岸鳞次栉比。^[27]清陈梦雷曾谈到在济宁、兖州附近地区行之已久的大众日常生活，“服食器用，鬻自江南者十之六七矣，此皆诸邑所同”。^[28]

济宁的城镇商业根据功能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类：1.服务于行商的中介机构；2.服务于四周地区和跨地区贸易的批发商点；3.服务于城区和城郊的零售点。一些大的商铺设有仓库储藏货物并提供临时食宿。另外，不少商铺还兼营加工制造业。总体上看，城区和城郊的市场具有批发、零售和分派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