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僧人对伊斯兰教的理解
就笔者所掌握的史料来看，对于伊斯兰教记载的传世佛教文献少之又少。佛道之争是蒙元时期多元文化并存体制下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之一，其中尤以“开平城之辩”影响最大。《至元辩伪录》是僧人释祥迈在佛道“开平城之辩”后奉诏撰写、记录这次佛道大辩论的文献，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至元辩伪录》是元代唯一提到伊斯兰教的佛教文献。现引如下：
帝（指蒙哥——引者注）对诸师曰：我国家依着佛力……这释道两路，各不相妨。只欲专擅自家，遏他门户，非通论也。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生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帝时举手而喻之曰：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观其本，各自夸术，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1]
英国著名东方学家A.C.Moule指出，“迭屑（Tieh-hsieh）”即波斯语Tarsā，是穆斯林对基督教徒的称呼，意为“贵格会教徒”（Quakers）或者是“敬畏神的人”。[2]上引史料中的“迭屑”就是波斯语Tarsā之元代汉译，又写作达娑。需要指出的是，这个词不论在汉文还是波斯文文献中都曾出现过。前者如“九月二日西行，四日宿轮台之东，迭屑头目来迎”；[3]后者如“今乃蛮大多为基督教徒”。[4]至于“弥失诃（Messiah）”，此处指基督教徒，确切地说，是指聂思脱里教徒。“达失蛮”亦作“答失蛮”，本指伊斯兰教教士，此处代指穆斯林，即回回人。这里所说的“叫空”、“谢天赐与”，笔者认为，前者指念“邦克”，即波斯语Bānk之音译，意为“召唤”、“提醒”。穆斯林每日五次礼拜前都有专人念邦克，以召唤人们去清真寺礼拜。[5]后者则是指回回人礼拜，以感谢安拉（Allāh）所赐予的一切。两者皆属于伊斯兰教礼拜仪式。
综观《至元辩伪录》，处处体现着僧人贬损道士的记载，佛教优于道教的立场贯穿全书。上引这段史料是蒙哥汗对佛教诸师所说的一段话。从内容可以看出，佛教徒有意借大汗之言来抬高佛教，认为佛教是一切宗教中的“根本”，居最高位，其他宗教“皆难与佛齐”，在贬损道教的同时，佛教徒也将其他诸教，如儒教、伊斯兰教及基督教（聂思脱里教）一并贬低。将佛教之外的宗教比为“手指”，为“群盲摸象之说”。如前所述，《至元辩伪录》是记录佛道开平城大辩论的文献，作者释祥迈是一位僧人，故站在佛教立场上，所反映的则只是佛教一家之言。
从“叫空”与“谢天赐与”来看，佛教徒对伊斯兰教的基本仪式是有所了解的，而且大体不错。富有意味的是“谢天”这种表述方法。从佛教徒的本意来看，其基本含义当为“感谢上天”，它体现了佛教徒对伊斯兰教的理解。在笔者看来，这里的“天”，应是佛教徒对伊斯兰教“独一至尊”之神——安拉（Allāh）的称呼。
事实上，这种以“天”比附“安拉”的做法并非元代佛教徒首创，其渊源可追溯到唐代。最早提到伊斯兰教的中国古籍是杜环的《经行记》，记载了伊斯兰教的基本教义、穆斯林的基本宗教义务及其风俗习惯，称“其俗礼天”。[6]可以说，杜环是中国历史上开创以儒家“天”比附伊斯兰教“安拉”的第一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伊斯兰教自传入中国起，汉人就开始有意无意地以中国传统文化观念来“解读”这一外来宗教文化。杜环首开以“天”比附“安拉”的先河，这一称呼为宋人所承袭：“一日五次礼拜天。”[7]显然，元代佛教僧人亦接受了这一概念，故有“谢天赐与”这种表达。从这一点来看，元代佛教徒对伊斯兰教是有所了解的。古代中国佛教徒对于佛教最高神释迦牟尼的称呼，称“佛陀”而非“天”。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有学者撰文谓《至元辩伪录》中有关于对答失蛮的解释的记载，转引如下：
摩诃末教别派之一。昔有伯克答失创行是教，遂以名之。“蛮”为同类之义。其徒以叫空谢天赐予为仪式。[8]
然而，笔者仔细阅读三种版本的《至元辩伪录》（续修四库本，中华大藏经本及国家图书馆所藏元刻本），均未找到这一段记载。不知其据为何，出自何处。前贤在引《至元辩伪录》关于伊斯兰教的记载时，均只提及笔者所引“达失蛮叫空”一段，从未见援引此段记载。
关于萨都剌的族属，除此外，关于上述引文中“摩诃末”之译名见于《旧唐书·大食传》，[9]但不见于金元时代任何汉文文献，不可能是元代译名。故笔者疑其另有所本。经笔者多方查证，可以肯定的是，上段引文并非史料，《至元辩伪录》中根本没有这样的记载。其本当出自《元史译文证补》：“答失蛮，亦木速儿蛮教中别派。昔有教士伯克答失，创行是教，遂以人名名之。”[10]笔者在此作一甄别，以免再次以讹传讹。
综上所述，虽然《至元辩伪录》关于伊斯兰教着墨不多，却为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记载。从“叫空”、“谢天赐与”的表述来看，佛教僧人对伊斯兰教的基本仪式已有所了解，并且继承了唐、宋汉人以“天”指代伊斯兰教独一至尊安拉（Allāh）的传统，显示出佛教僧人对伊斯兰教教规的基本理解。从中可以看出佛教僧人在伊斯兰教中国化过程中的作用，当然我们不能夸大这种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并非其有意而为之，但客观上却为伊斯兰教的中国化起到了一定作用。唐人开以“天”比附“安拉”之先河，元代佛教僧人借而用之，形成了佛教徒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明初，陈诚出使西域，经过撒马儿罕时，提到“城东北隅有土屋一所，为回回拜天之处……”[11]可见这一传统直到明初并未有多少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