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史本证》的评价
众所周知，元史涉及疆域极广，少数民族译名艰涩混乱，读懂《元史》已非易事，即使不遍考群籍，而用本证法为之纠谬补缺，也需要精深的功力。汪辉祖下苦功熟读《元史》，为《元史》纠谬拾遗，用力甚勤。在汪辉祖撰写《元史本证》之前，元史大家钱大昕《廿二史考异》100卷已于嘉庆二年（1797）付梓刊行，其中《元史考异》就有15卷，考订精湛。在这种情况下，汪辉祖竟能奋其晚景余生，以本证法稽考《元史》而成一家之言，就校勘而言，比钱大昕《考异》更加完备，实在令人敬佩！因《元史》本身疏漏太甚，用本证方法受到很大的局限，难免有一些错误、脱漏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以武英殿本《元史》之误为《元史》之误
陈垣指出：“本校法者，以本书前后互证，而抉摘其异同，则知其中之谬误。吴缜之《新唐书纠谬》，汪辉祖之《元史本证》，即用此法。此法于未得祖本或别本以前，最宜用之。”[27]本书既系“本证”，版本选取显得极为重要。《元史》的版本，计有明洪武三年（1370）本、嘉靖十一年（1532）南监本、万历三十四年（1606）北监本、清乾隆四年（1739）武英殿本及乾隆四十六年（1781）挖改殿本译名而成之修改本。汪辉祖以乾隆四年之武英殿本为底本，亦尝用南监本及北监本以校勘文字之异同，但最好的本子应是洪武三年的刻本，这是《元史》的祖本。《本证》认为《元史》错误之处，有些是殿本翻刻上的问题，洪武本不误，兹举二例：
《证误二·世祖纪七》
复立河中府万全县。案《地理志》，当作“万泉”。
按：洪武本即作“万泉”，《元史》不误。
《证误二十二·尚文传》：
（大德）七年，召拜中书右丞。案《纪》作“左丞”，《宰相表》同，此误。
按：洪武本传文即作“左丞”，《元史》不误。
2.未检阅他书而误断史事
为《元史》纠谬拾遗，最理想的做法是综合运用本证、他证等多种方法。汪辉祖受本证体例的限制，未能广征博引，从而造成一些失误。如：
《证误一·世祖纪二》
（中统三年）十一月，升抚州为隆兴府，割宣德之怀安、天成及威宁、高原隶焉。案《地理志》，“威宁”当作“咸宁”。
点校本《元史》之《地理志校记》云：“《考史拾遗》云：‘《金志》，抚州有威宁县，永安二年以抚州新城镇置。元之兴和路即金抚州，则咸宁乃威宁之讹信矣。’从改。”据《金史·地理志》，可知《元史·地理志》作“咸宁”误，汪辉祖未查阅《金史·地理志》，因此以误为正。
《证误四·成宗纪二》
以行徽政院副使王庆端为中书右丞。案《宰相表》不载，以《本传》证之，盖加官也。“右丞”当作“左丞”。《纪》二年亦作“左”丞，此误。
点校本《元史》据方志、文集等资料考证出《本传》作“左丞”误，且《本纪》亦作“右丞”。
3.翻检《元史》不周以致妄疑
《证误十一·百官志四》
侍正府，秩正二品，至顺二年置。案《纪》当作“从二品”。
按：《元史》卷三五《文宗纪》至顺二年正月，“立侍卫府以总近侍，秩从二品”，八月，“升侍正府秩正二品”，《志》本不误。
《证误五·英宗纪一》
十月甲午，太白经天。案以上“辛丑”下“戊申”证之，“甲”当作“丙”。
按：《元史》卷四十八《天文志》作“甲辰，太白经天”。
《证误一·世祖纪二》
案《百官志·枢密院》，是年始置断事官二员。
按：《元史》卷八六《百官志二·枢密院》并无这一记载。
4.对原文理解有误导致误判
《证误九·地理志六》
天临路，至元十四年立行省，改潭州路总管府，十八年迁行省于鄂州。案《纪》十六年，“罢潭州行省”，此“十八年”疑“十六年”之误。
按：《元史》卷一〇《世祖纪》至元十六年七月，“罢潭州行省造征日本及交趾战船”，是所罢者乃造船之役，非罢行省，《本证》句读有误。
《证误五·英宗纪二》
（至治）二年三月己巳，案上“二月己亥朔”，此“己巳”当是三月朔。史失书朔。
按：据《二十史朔闰表》，是年三月七日戊辰朔，则己巳为初二，《元史》不误。
5.条目重复。
《证误二十一·郝经传》
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
案元好问字裕之，不书名而称字，又删“之”字，皆误。
按：汪辉祖在《正误》之《良吏传》、《高鸣传》、《张德辉传》等处，对“元裕”称呼之误，反复指出。
《证误三·世祖纪九》
三月，罢京兆行省。案“京兆”当作“安西”。
按：隔两条，上述案语又重复出现。
6.归类不当
《证误》与《证遗》中一些条目，归类不当。如：
《证误一·世祖纪三》
（至元）二年十月，太原石抹总管。案名按只，有《传》。
《证误十五·宰相表一》：
参知政事薛。案《纪》名思敬，八月由御史除。
按上两例均与证误，其实为证遗。
此外，有学者指出《元史本证》中有“只标举条目而不作案语者”，并举三例，“未知是遗漏，抑版本有缺？”[28]这一批评不能成立。其实，汪辉祖是先列举几个相关条目，然后在最后一个条目下，统一撰写案语。如：
《证遗九·兵志三》：
河南行省所辖洪泽万户府屯田。
芍陂屯田万户府。
德安等处军民屯田总管府。
案《纪》至元元年，“命屯储御军于河南芍陂、洪泽、德安三处屯种”。
由上例可见，《元史本证》并无缺少案语之条目，只是有时几个条目合写一个案语，黄兆强所举三例均如此。
本书除了有些史实考订有误、前后文偶有抵牾外，《证遗》、《证名》尚多疏漏，不过，从全书来看，上述讹误脱漏所占比例不大，可谓白璧微瑕。
汪辉祖在元人姓名录编纂上也卓有成就，现存尚有《史姓韵编》中之元人姓名韵编，《九史同姓名略》中之元人姓名略，《三史同名录》中之元人部分。汪辉祖还纂有《元史正字》8卷、《逸姓同名录》1卷、《字同名录》1卷、《名字相同录》1卷及《二十四史希姓录》4卷，惜已失传，不然，必更有益于元人姓名之检索。然而，《元史本证》五十卷及若干种元人姓名录的著作，已可使汪辉祖在元史研究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元史本证》问世以来，受到了历代学者的好评。钱大昕序此书云：“所立《证误》、《证遗》、《证名》三类，皆自摅心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无小疵也”，又“专以本史参证，不更旁引，则以子之矛刺子之盾，虽好为议论者，亦无所置其喙。悬诸国门以待后学，不特读《元史》者奉为指南，即二十三史皆可推类以求之。视区区评论书法，任意褒贬，自诡于《春秋》之义者，所得果孰多哉！”清代张之洞《书目答问》、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均著录此书。当代元史学界也充分肯定此书的实用价值。齐思和指出，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是用治经的方法“专治一史”，“范围虽然较小，而成绩则比钱（大昕）、王（鸣盛）的书细密得多了”。[29]李思纯称赞《元史本证》“甚精粹”。[30]方龄贵指出：“读《元史》，还要取赵翼的《廿二史札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补元史艺文志》、《元史氏族表》、《十驾斋养新录》、汪辉祖的《元史本证》、《三史同名录》中有关部分比对合观，得益必然较多。”[31]杨志玖治元史，“把自己的一部《四部备要》本《元史》标点一遍，并把钱大昕的《元史考异》和汪辉祖的《元史本证》抄到书眉上”。[32]中华书局点校《元史》，仅《元史本纪》部分的校勘，直接引用《元史本证》的就达60余条。《元史本证》已经成为治元史者必不可少的重要参考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