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学”一词的提出
石滨纯太郎（1888—1968）能在1925年首次提出“敦煌学”一词，绝非偶然。1921年起，石滨氏即涉足敦煌文献的研究，发表有《书敦煌本老子道德经义疏残卷后》[8]、《法成に就ぃて》[9]等论文。1924年，他随内藤湖南前往伦敦、巴黎等地调查敦煌文献以及欧洲汉学研究状况。可见，他对于敦煌写卷以及当时西方汉学界的研究动向都有着比较充分的了解，完全具备提出“敦煌学”一词的知识背景。加之石滨纯太郎正值盛年，敢于提出新说。早在1920年，他便发表《西夏学小记》[10]，率先提出“西夏学”[11]一词，表现出敏锐的学科自觉意识。因此，他后来能在演讲中使用“敦煌学”这一新名词，足可谓水到渠成，并非突发奇想。
石滨纯太郎有关敦煌学的论文其实并不多，这与他后来学术方向的转移不无关系，大约1930年起他将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对蒙文、藏文、满文以及西夏文等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献的解读。石滨氏对于二战之后日本西域研究的振兴贡献极大，1953年他与羽田亨一道倡议成立了“西域文化研究会”，组织京都、东京两地的学者，整理大谷探险队收集品，并陆续出版《西域文化研究》[12]六巨册，引起国际学术界的瞩目。遗憾的是，石滨氏本人的学术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生前仅有《东洋学之话》[13]、《“支那”学论考》[14]结集发行，且均未再版，至今亦无其全集被编纂。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限制了石滨氏学术成果的流传。即便对于日本学者来说，石滨纯太郎也是一个在学术史上亟待深入研究的人物。[15]只有了解了以上情况，才能理解为什么神田喜一郎会在《追悼石滨纯太郎博士》中说：“博士并没有公开发表著述及论文。他的研究只在极少数专家之间公开，一般人根本无法了解其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博士本人在世间没有什么名气。”[16]
神田喜一郎称自己与石滨纯太郎“交往已有半个世纪，情同手足”[17]，并称赞石滨氏为“敦煌学研究的大家，他归国后于大正十四年夏天在大阪怀德堂的夏季讲座上，以《敦煌石室的遗书》为题进行了三次演讲；演讲笔记整理成一小册单行本出版，后来再次整理润色后收入教授的《东洋学之话》中，成为学习敦煌学的必读书”[18]。不过正如石滨纯太郎“博士本人在世间没有什么名气”一样，被誉为“学习敦煌学的必读书”的《东洋学之话》似乎在日本也长期声闻不彰，若不是池田温于1989年重新提及，几乎被世人遗忘。
难以想象，《敦煌石室的遗书》这样一本“属于‘非卖品’，印数很少”[19]并且传播范围十分有限的小册子会对包括陈寅恪在内的中国学者产生深远的影响。即便如王文所说：“从对‘敦煌学’一词理解的深度和广度上讲，石滨纯太郎1925年在长篇讲演中的阐述显然要超过陈寅恪1930年在短序中的阐述。”[20]那么是否像王文所推测的那样，陈寅恪可能受到石滨纯太郎的启发，“是第一个将‘敦煌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学者”[21]呢？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们来看陈寅恪与石滨纯太郎之间的交谊。池田温指出：“陈先生和日本学人之交往一般不甚密切，而有亲密关系者，当系石田干之助、石滨纯太郎两氏……石田、石滨两先生俱对东亚边疆及中亚语言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特怀兴趣，可谓陈先生之同行，自然交情密切。”[22]不仅如此，石滨纯太郎与陈寅恪之间的交往还有更深一层的文化情感基础，那就是二人在治学方面都非常敬仰王国维。1927年王氏殁后，陈寅恪在告别会上“行三跪九叩大礼”[23]，他撰写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24]传诵至今。石滨纯太郎则在日本发起成立了学术组织“静安学社”[25]，以资纪念。1934年，石滨纯太郎、石田干之助以“静安学社”名义编辑、刊行了《东洋学丛编》第1册，卷首刊载王国维肖像与遗书，以示崇敬之情。陈寅恪亦应邀寄去《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一文。[26]尽管陈寅恪与石滨纯太郎订交的确切时间还有待详考，但以二人的交往而论，如果前者确曾受到后者提出“敦煌学”一词的启发，陈寅恪似乎没有必要在文章中不加以说明。
其次，陈寅恪向来对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视。池田温指出陈寅恪“著作中言及日本人论著颇多，使吾人得知先生对日本学术界之关注”[27]。池田温举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陈寅恪于1927年所作《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详见Journal Aaiatique'Série11'Tome 4、《史林》第八卷第一号、《“支那”学》第三卷第五号，伯希和及日本羽田亨、石滨纯太郎诸君考证文中。”[28]可知1927年时陈寅恪即已注意到石滨纯太郎于1923年发表的有关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29]他对后者的名字并不陌生。石滨纯太郎于1925年作的那场演讲是受大阪怀德堂的邀请。这是一家颇具历史的文化组织，[30]1924年起出版有学术刊物《怀德》。由于该刊物是在并非学术中心的大阪发行，其学术声望自然无法企及东京出版的《东洋学报》、《“支那”学》等知名学刊。但就是这样一家日本地方学术刊物，陈寅恪也曾予以留意。据罗常培记述：“我写完这一章以后，承陈寅恪先生以日本昭和七年（1932）十月三日怀德堂堂友会所发行的《怀德》第十号见示，其中有两篇财津桃溪的遗著，一篇是《敦煌出土汉藏对音材料与<韵镜>之比较（其一）》，一篇是《唐代音与日本所传音之比较》。”[31]不难想见，假使陈寅恪在1930年以前曾经读过怀德堂于1925年印行的石滨氏《敦煌石室的遗书》小册子，他必然会在《敦煌劫余录序》中有所提及。
再次，1944年时，陈寅恪对自己提出“敦煌学”一词有明确回忆：“寅恪昔年序陈援庵先生《敦煌劫余录》，首创‘敦煌学’之名，以为一时代文化学术之研究必有一主流，敦煌学今日文化学术研究之主流也。凡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32]此文最初刊登在《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特集》一书中。[33]陈寅恪明确地声称自己于1930年“首创‘敦煌学’之名”，作为一位严谨的、具有高度学术自尊的学者，他断不会轻用“首创”二字。这表明在《敦煌劫余录序》发表之后，石滨氏似乎也从未将自己的那本非卖品小册子寄赠给陈寅恪，故而陈寅恪无从得见。陈寅恪的论著即使存在与他人观点不谋而合之处，也会郑重说明。比如《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七章附记：“此章作于一九四〇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务印书馆印刷，久未出版，至一九四三年春季著者始于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得见一九四〇年出版之《东方学报》第一一卷第一册仁井田陞氏《吐鲁番发见之唐代庸调布及租布》一文，与此章所论略同。特附记岁月先后于此，以免误会。”[34]抗日战争期间，在访书条件极其不便的情况下，陈寅恪仍不忘关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足见其一贯的治学态度。由此益可知，陈寅恪1930年时的确是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的，与石滨纯太郎毫不相涉。
陈寅恪少年时即负笈海外，游学欧美近15年时间，深受西方学术新风气的熏陶，尤其是对西方汉学界的研究情况可谓了若指掌[35]。归国后又长期从事与敦煌写本有关的研究工作。他的求学经历与研究成果，使其同样具备足够的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所需的全部知识背景。因此，所谓陈寅恪“将‘敦煌学’一词从日本引入中国”的假说，不能成立，今后似可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