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北方运河城市的比较

济宁的崛起反映了北方运河地带城市化和地区经济形态的大势，并具有代表性。对其他北方运河城市的匆匆巡礼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城市化类型的含义，也可以使我们看出这些城市之间的区别。

如同济宁，处在山东西北部的临清的崛起、成长和沉浮与漕运紧密相关。元朝改建大运河，至元二十六年（1289）开凿的会通段运河的一个成果是会通镇的兴起。明洪武二年（1369），临清县治迁到会通镇。次年建立了明代最大的粮仓。^[113]随着漕运的进行，临清逐步地在全国取得了名声。弘治二年（1489）它被提升为州，乾隆四十二年（1777）进而被提升为直隶州，与山东另一个直隶州济宁在运河上下相望。运河贸易的一个结果是作为城郊的新城的出现，其鼎盛时期是老城的五倍之大。然而，与济宁相比，临清的粮食交易尤其是漕运和漕粮储藏，在商业和经济领域里占主导地位。^[114]在临清的手工业领域，政府充当了支配角色。在15世纪之初11个大型官办砖窑建立起来。直到清末临清还是北方制砖业的中心。^[115]这种局面说明了临清地方经济对国家更为严重的依赖。^[116]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在临清设立钞关征收商税。^[117]在万历年间运河和长江征取“船料”的8个最大的钞关中，临清的83，000银两的年收益雄踞全国第一。^[118]但是，清代中叶因为政府减少了大运河上的漕粮运转和储藏，城市的繁荣开始萎缩。其关税减少到5万至6万银两，在各大税关中居于中游。这也意味着临清的商业也压倒了生产。与济宁相比，外地商帮在临清非常强大，主导地方经济和社会的是来自外地的官吏和商人。

在山东西部的运河带上，德州从明初一个军事基地到一个重要运河城市的崛起也是缘自漕运、运河交通和贸易的驱动；东昌府府治聊城尽管很早就是一个行政中心，其商业和经济功能的增加却也是运河运输和贸易驱动的结果。而海河平原上天津的崛起也演示着大运河的中枢作用。天津的前身直沽寨原是金朝（1115—1234）后期建立的一个兵营，延祐三年（1316）改名为海津镇，洪武二年明政府在此设立了三个卫指挥使司，并将之建成了一个土城。漕运的扩大将这个卫城很快变成了一个运河大港。弘治六年（1493）用砖改建城墙，城市格局形成。雍正三年（1725），天津卫被更名为天津州，同年升格为天津府，直属直隶。城市功能上，天津也从一个粮食转运、储藏和贸易中心演变成了一个综合性的工商都会。至道光二十年（1840）前后其城区、城郊人口接近20万。之后不久漕运的中断严重摧残了它的繁荣。但19世纪末天津迎来了另外一次重生机遇——从一个内陆水运中心转变成了一个由西方驱动的现代经济背景下的海滨城市。^[119]以这些北方运河城市为枢纽形成了运河沿岸的城市化地带。这个长带上的各个地区或亚地区因运河贸易而连接起来，但并没有像长江三角洲的情形那样有机地形成一个具有较高一体化、相对统一的大区。这些地区和亚地区各自的层级市场体系的发展程度不尽一致，而是更多地取决于它们各自核心城市的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