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的人口
1673年的州志中谈到了本地元代以前人口资料的缺乏：“按济宁户口，自元以前无考。”[50]一个原因在于济宁所处的行政区划的变动不居。但有一点很清楚：在任城或其他名字下，这个坐落在容易受到洪水和其他自然灾害侵袭的传统农业区的行政中心，是在元代中期大运河兴起之后才出现人口密集的局面的。在元末战乱之后，从洪武二年（1369）开始为了应对地荒人稀的局面，明初政府组织从山西和其他地方移民到山东西部地区。[51]这也是为什么济宁史志中很多人物的祖先可以追溯到从山西等外地迁来的渊源。
济宁地方志中的官方文件提供了明初以来一个比较完整的人口变化谱系。但这些人口资料并不连贯，统计标准不一，时常冲突，存在人口统计上的严重失实问题，主要表现在入籍人口的数字往往少于实际人口。其中一个缘由是曹树基所指出的大量女性人口尤其是没有出嫁的女“小口”被漏记。[52]还有特定时期“逃户”、“流民”等因素造成的误差十分显著。根本说来，尽管明清时期因赋役变革而导致的户籍制度不断变更，[53]但明、清政府承袭历代“编户齐民”的思维，其赋税征调和社会控制的根本旨趣削弱了传统户籍制度的人口统计功能。[54]因为难以取得精确数据，本文主要呈现“在籍”人口的大约数目，进行有所依据的分析性评估。下面表1粗略地展示出在一个长时段里变动着的注册人口数据。
表1 明清时期济宁本州（不领县）人口统计
①引自傅崇兰对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等文献里相关数据的整理。傅崇兰：《中国运河城市发展史》，第193页。但如曹树基等作者所指出的，《大清一统志》的人口数字来源甚不可靠，见《中国人口史》第5卷《清时期》，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0—12页。
②但按照民国初年方志独立编修者李继璋的估计，清末“本州城乡通共粮户13，375户。又城区居民17，733户，77，430口。乡区人口无确数”。（参见李继璋：《济宁直隶州拟稿·疆域志·城乡》，1927年稿本，山东省博物馆藏）
上面统计表格中，“户”的标准前后变化颇大，“户”、“丁”、“口”的依据在实际统计中表现得更为复杂，加之登记、抄录等其他疏失，产生不少谬误。但总的说来，这组数字尚能反映历时性的人口变动大势。[55]除去特定时期天灾人祸所导致的人口减少外，[56]济宁当地的人口数量呈现增长的势态。人口的增长固然与明中期以来丁银并入田赋的税制改革有关，但在嘉庆晚期“摊丁入亩”全面推行而带动起的人口膨胀之前，与物质财富的增长、市场的扩张、经济的发展大致成正比。[57]
如保罗·霍亨伯和格林·霍伦·利兹所指出的：“最直接地说，城市化描述了人口成分的变化。居住在城市的人口增加，留在农村的减少。”[58]要观察这种城乡比例的结构性关系，有必要对济宁人口中城区、城郊和农村地区的比例作更近距离的观察（见表2）。
除前文及稍前注释中所提到人口统计中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外，关于表2的统计还有如下问题：（1）因为郊区“城关”没有分列，其人口是包含在四乡之内，不算作城内居民。但实际上，城郊人口在晚明时代已经超过城内人口，从职业活动和日常生活上看他们已经或多或少地“城市化”了。（2）在城市人口中，官僚、衙役、书吏及其家眷、仆役的户籍基本都是在其家乡地区，但他们却生活、活动在当地城市中，所以在城内居住的实际人口要远远大于注册人口。（3）军事人员包括卫所辖内的人口不在州、城编户内，尽管他们偶尔也在城内外的人口记录中出现。济宁是明政府设置卫所之重地，虽然多有变更，而且在清代出现体制性的改革，但始终统辖着一个庞大的人口，由是也增加了大济宁地区的人口数量。[59]他们中靠近州城人口的日常活动与济宁城市生活的节奏息息相关，且勿论他们中的运丁在大运河上的公私兼营活动。（4）流动人口没有计算在内。文献显示，一个庞大的流动人口活动在城墙内外，并给当地的管理带来了困难。[60]
表2 万历三十七年（1609）济宁本州城市与农村注册人口
资料来源：康熙《济宁州志》卷三《田赋志》。
明中期以来究竟多少人口城市化了？哪些人口可以算作城市人口？官方统计疏于非注册人口计算，私人记载则可以提供实际居民的一些信息。根据明末清初著名济宁士绅郑与侨《守御记》载：总河大司空陈道亨等官员与士绅紧密合作，在天启二年（1622）应对白莲教徐鸿儒可能的进犯时，紧急招募“土著”，“四关丁壮，得数万人，分为九营”。[61]这是种描述性说辞，但折射出济宁的人口规模和生活气氛。现代学者罗仑和景甦推算明末济宁城区、郊区的人口不少于10万人。[62]而曹树基利用文献和演绎的综合研究也得出了相近的数目。[63]
乾隆五十年（1785）的人口资料在表3中更具体地反映了城区、城郊和乡村的分际，其中“城关”独立了出来。
表3 乾隆五十年（1785）济宁城市和农村注册户籍人口
资料来源：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舆地一·里社》。
尽管表3可以给我们一个关于城市化的更好对比，它与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统计具有同样的缺陷。另外，乾隆五十年（1785）的统计尽管展示了卫所的部分信息，但并没有给予户数。既然全部的户数（如表1所显示的那样）为67197，那么没有出现的两个卫的户数应该是1553（67197减去65644），将农村户数增加到了46302。如此，基于这个新分母，城（城区和城郊）乡比例可调节为3：7，为依据1609年的比例的两倍。然而，毕竟有一部分缴纳农业税的农业户口是住在城区以内，这种情形持续到现代。如，1911年济宁城内6885住户中的1160户属于这种农业户口。[64]纵然如此，因为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家庭副业已经融入了城市日常生活的节奏，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作城市居民。
从比较的角度看，应该如何评估济宁人口的城市化程度或城市化率？许檀的研究揭示济宁在商业和经济的规模上排在临清之后，在山东位居第二。据她的推算，乾隆年间临清的城区和城郊人口介于15万到20万之间。[65]曹树基推测乾隆年间临清的城市人口为20万之上，而在晚明即达到这个规模。他推测乾隆年间济宁的常住城市人口在4万户以上，人数或达16万。[66]由于19世纪中叶漕运的中断和盐运业的萧条，临清经济的支柱坍塌，一蹶不振；而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济宁的人口因为经济没有大衰败未出现锐减现象。
上面的信息显示了济宁人口以及城市化人口的增长态势。济宁人口扩张是与当时山东以及全国的大趋势大致同步的。何炳棣以官方数据为基础估算山东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口”为5255，876。[67]按照魏根深的估计，山东人口在建文二年（1400）大约为500万，到1900年增长到了3500万。[68]李令福推算山东人口在1600年前后突破了一千万，大约印证了何炳棣从明初到晚明中国北方人口至少翻了一番的总体论断。[69]山东的人口密度在明代中后期在全国排第二，仅次于浙江；在清代则浮动于第三与第四之间，即低于江苏和浙江，有时也低于安徽。[70]在山东境内，从明中期到19世纪中叶，西部运河流域的人口增长率及人口密度远高于东部，显示了在运河运输与贸易所驱使的商品化和城市化扩张下山东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分布的西部优势。[71]
人口的自然性或生物性增减及其群体性移动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发生的。虽然有几种因素可以解释明清时代的人口增长，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是增长的人口和其赖以生存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在技术和耕地都没有大变动的情况下，中国面对着一个马尔萨斯危机。当时的中国人如何处理人地紧张关系？首先，我赞成魏根深的观察：在勃兴的市镇里的城市扩张促进了农业领域的专业化和商业化，提高了农业生产力，从而支撑了增长着的人口。在高度商业化的地区，一些借贷农民变成了被追求市场效益的“经营地主”所雇用的“农业工人”。于是，在人口增长刺激农业经济的同时，它又为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商品化所支撑。[72]
其次，从济宁城市化的个案中，我们也会增加一个结论：强劲发展了的城市经济也滋养了很大的特别是从农业、农村游离出来的人口。长期以来，在山东西部，消化人口增长的压力对生态和经济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危害作用。明初以降，伴随着黄河和运河水利工程的繁盛局面，人口的增长逐步导致耕地的最大限度开发和既有自然资源的耗尽。当洪水等自然灾害发生时，大量人口便暴露在大自然的淫威下，于是农村人口蜂拥进城镇。在济宁，城市工商业持续地从周围地区，特别是从最近的属县吸收劳动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区域人口压力。
人口布局的改变也改变着区域社会环境。移入城市的农村人口和外地迁入者多数居住在城墙外的郊区从事商业和商品生产。在济宁的例子里，我们看到新近城市化的南部、西部郊区是新来者的密集定居地。如表3所示，在18世纪80年代早期，济宁城区与郊区的居住人口比例接近1∶3（4917∶15978）。除了永久居民外，大量作为流动人口的农民来到济宁充当贩夫走卒、码头搬运工，以及在城墙内外从事各种体力劳动的短工。“济当河漕要害之冲，江淮百货走集，多贾贩，民竞刀锥趋末者众。然率奔走衣食于市者也。”[73]他们大都可称为“运河居民”，即直接或间接地依赖或服务于运河运输和贸易。许檀估计明末济宁城区和城郊每年大约活动着四五十万流动人口。[74]他们的数量大于当地注册人口，而且构成了济宁从事工商及其他有酬职业的主体。因而在城市边缘地区呈现了较高的人口增长率。
济宁及其近郊增长着的繁荣与包括其属县在内的周边腹地的贫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既然城市化吸引四周农村和更远距离的人口，在济宁附近地区，城市和农村在一定程度上交汇、模糊起来。毗邻城镇的农村地区融入城郊，城关面积增加，其中的很多居民也相应地全部或部分地转变了职业，获得了程度不等的城市性。同时，虽然济宁城周边的农村地主—佃农关系依旧是主体，但租佃地主卷入越来越多的市场活动，适应变化着的经济和生活环境。这种乡村的城郊化是城市扩张的一个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