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经历与学术思想
汪辉祖起家孤寒，46岁中进士。他在江浙地区佐理州县幕府长达34年，是誉满全国的一代名幕。后历任湖南宁远知县、道州知州4年，是一位声名远扬的清官良吏。因生性耿直，得罪上司，被夺职归里，以读书著述自娱而终。
汪辉祖晚年回顾治学经历说：“余少孤露，先世手泽仅坊刻《古文阶凤》、《陈检讨四六》二书。《纲鉴正史约》一部，假诸舅氏，未几归焉。年十四五，见《五经类编》，如得琅嬛秘简。既补博士弟子，家奇贫，衣食出两母十手指，力不能具一卷书，间从友人借读经史古文选本，率意抄撮，不终卷辄索去。已而读律糊口，寄迹官中，主人有插架书，稍稍翻阅，官事不易了，未能卒读，读亦无所得也。忝赋鹿鸣，年已三十有九。游京师，侧闻大人先生绪论，甚愧向学之晚，亟走琉璃厂西门，市得《汉书》，归寓读之。南还佐幕，以馆脩益市正史昼夜读。其后稍市他书之涉史事者，旁及诸子而于群经势尚不遑。”[2]汪辉祖20岁开始为衣食奔走，又久困场屋，青壮年时代消磨于繁忙的幕务与举业之中，无暇学业，中年以后才得以进窥治学门径。
乾嘉时代，硕学鸿儒盛极一时。汪辉祖广泛结交各派学者，其师有王杰、纪昀、朱筠，生平好友有邵晋涵、章学诚、鲍廷博、洪亮吉等人，也与钱大昕、王鸣盛、赵翼、杭世骏等人相往来。汪辉祖与这些著名学者切磋砥砺，博采众长，学业日进。其中，章学诚、邵晋涵是浙东史学大家，在他们的影响下，汪辉祖用力专注于史。
汪辉祖在学问方面起步虽晚，但好学深思，治学勤勉超越常人。其子继坊回忆道：“府君生平略无嗜好，惟癖耽经籍。向幕游时，继坊尝侍左右，见府君治官书，每日三、二时便了，暇即浏览书史。同幕诸君或以饮酒、博弈相娱乐，府君终不一过，诸君亦无敢以俗事慁府君。及宦湖南，读史日以卷计，有事不满数，必益烛补之。归里后键户养疴，课继坊等读书，亦自读，往往至夜分不止。吾母苦谏，府君笑应之曰：‘吾依书为命，子但见吾废书，当为料理后事。’易箦前三日，犹坐堂中看书，数数折角，若将复阅者。”[3]鲍廷博《佐治药言跋》亦云：“余尝过其幕斋，经史鳞比，而所为幕学之书，百无一二。客为余言，其佐理官事，率有恒度，虽在剧邑，日不过三、二时便了。暇则读书自娱，辨色起，丙夜方息，不以寒暑少间。遇公宴，必以漏刻补之。”归里后，他虽体弱多病，又苦于近视，仍旧“日以读史自课，亲故来候，均无谑谈谰语”，“旧苦出位之思，不能收拾，因专校全史姓氏一家。其功虽无关性命，而考核异同，一字不敢放过，实藉为治心之学”。[4]汪辉祖曾赋诗云：“结习深深老蠹鱼，精勤聊借补荒疏。消磨岁月经兼史，检点篇章卷更舒。润饰尚期师一字，工夫何忍负三余。十年前与家人约，欲回首时先废书。”[5]这是他晚年学术活动的真实写照。
在史学方面，汪辉祖“少时从友人假读《史记》、两《汉书》，廑廑焉粗涉大端。既而衣食奔走，兼攻举子业，不暇卒业。诸史年四十八，始得内版二十一史及《旧唐书》、《明史》，通二十三种。五六年来，佐吏余功，以读史自课。顾目力短涩，日不能尽百页，又善忘，掩卷如未过眼。每忆一事辄辗转检阅，旷时不少”。[6]他48岁才开始通读二十三史，数年后，方得邵晋涵寄赠的《旧五代史》抄本。可见，汪辉祖通读二十四史已是50余岁。其勤如此，其成就也更加令人敬佩。
汪辉祖著述计有30余种500余卷，今尚存15种，可分为四类。一是正史考订及工具书：《元史本证》50卷，《史姓韵编》64卷，《九史同姓名略》72卷、《补遗》4卷，《三史同名录》40卷；二是人物传记：自传年谱《病榻梦痕录》2卷、《梦痕录余》1卷，《越女表微录》5卷、《续录》1卷，《舂陵褒贞录》1卷，《双节诗文初集》2卷，《双节堂赠言集录》28卷，《双节堂赠言续集》22卷，《双节堂赠言三集》14卷；三是政书著作：《佐治药言》1卷，《续佐治药言》1卷，《学治臆说》2卷，《学治续说》1卷，《学治说赘》1卷，《善俗书》1卷，《双节堂庸训》6卷；四是诗文、笔记：《大义村汪氏族谱》、《龙庄先生诗稿》等。此外，《廿四史同姓名录》、《三史同名录》、《二十四史同姓名录》、《逸姓同名录》、《字同名录》、《名字相同录》、《元史正字》、《二十四史希姓录》、《读史掌录》等史著，未能流传，至为可惜！但现存四部著述，已足以使汪辉祖屹立于史家之林而无愧。
汪辉祖的学术思想有两个特点：
首先，注重经世致用，认为“天下无不可效用之地，儒者无不可致用之才”，[7]“所贵于读书者，期应世经务也”。[8]他告诫后学汤金钊，“学必求其可用，凡朝廷大经大法及古今事势异宜之故，皆须一一体究，勿以词章角胜，无益之书不妨少读”，[9]“学以致用，鉴古适今，读书应事，一一究心”。[10]他读书贵通大义，凡所论述，期实有济于用，“居处宜穷经蕴，在官宜览史事”。他提倡为官为幕者应“涉猎诸史以广识议”，盖“经言其理，史记其事。儒生之学，先在穷经。既入官，则以制事为重。凡意计不到之处，剖大疑、决大狱，史无不备，不必刻舟求剑，自可触类引伸。公事稍暇，当涉猎诸史，以广识议”。[11]他的官箴著作《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流传极广，有裨吏治自不待言；《病榻梦痕录》“所纪皆切于日用，多布帛菽粟之言”；[12]《善俗书》移风易俗，教化民众；《双节堂庸训》是家训名著，影响很大；《越女表微录》、《舂陵褒贞录》符合朝廷旌表贞节的意图。
汪辉祖的史学著作，如《元史本证》、《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三史同名录》等，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他很重视史书褒贬惩劝的功能，主张史书应多记载有关劝诫，以发挥经世致用的作用。其序《史姓韵编》云：“编录之时，遇其人勋节灿著，传目虽不标明，亦必附载于篇”，“若外戚、若权奸往往亦附所自出，窃于是寓劝惩之意焉”。他在《元史本证·证遗十二·纽璘传》指出：“囊加台助上都讨逆，至死不变，允合大义，《元史》不列于《忠义传》，又不附书于此，何以传信！”因而为其补写近一千字的事迹，为《证遗》部分字数最多的一条。《元史本证·证误十九·康里脱脱传》引用钱大昕《元史考异》云：“《本纪》所云脱脱也，《传》误以为一人，而贤否混淆矣。”汪辉祖引录《元史考异》原文时，经常把钱大昕有关史实致误之由的说明或批判史家之语删削掉，本例则因记载错误导致了“贤否混淆”，故例外地予以保留。清末张之洞本着“史部举义例雅饬、考证详核者，子部举近古及有实用者”的原则，在《书目答问》中收录汪辉祖著作达七种之多，卷二《史部·正史》收《元史本证》，《史部·谱录》收《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三史同名录》，卷三《子部·法家》收有《佐治药言》、《续佐治药言》、《学治臆说》。
其次，不尚空谈，主张实事求是。他“每谓史才难得，俗学多乖，昧亥豕之误文，信公羊为反切，乃读从刚日，命彼柔翰，考核同异，折衷是非”，以“学求致用，意取阐微”。[13]汪辉祖以言心性、发空论为虚，以考事实、证同异为实，钱大昕《元史本证序》谓其“自摅心得，实事求是，不欲驰骋笔墨，蹈前人轻薄褊躁之弊，此所以有大醇而无小疵也”，“视区区评论书法，任意褒贬，自诡于《春秋》之义者，所得果孰多哉！”在历史编纂学上，汪辉祖主张诚心记实事，反对曲笔隐讳。如在《元史本证·证误十九·燕铁木儿传》中批评此传：“讳其文宗天历二年前种种不臣之实，曲笔如此，何以传信！”并一一指出《元史》的错误疏漏之处，表现出严谨的治学态度。
汪辉祖是清代刑名大家，以办案司法的严谨笃实作风来治学，其史学成就以法学为根基。邓云乡认为汪辉祖“以治律的缜密精神来读史，研究乙部诸书，又以同样的精神来从事史部著述”，“其功力之深，篦栉之细，甚至是令人难以理解的”。[14]近人陈让也指出：汪辉祖之史学是“从法学入者也”，“使无法学为之基，其方法不能有此精密”。[15]胡适认为汪辉祖“‘据供定罪，当恐未真’一条大原则真是中国证据法一个重要理论”，“做历史考证的人，必须学这种敬慎不苟且的精神，才配担负为千秋百世考定史实的是非真伪的大责任”。[16]
梁启超认为，在清代年谱中，“其体裁最完整者，莫如汪龙庄之《梦痕录》。惜龙庄学识颇平凡，不足耐人寻味耳。章实斋、邵二云皆龙庄挚友。若彼二人有此详细之自叙，岂非快事！”[17]汪辉祖起家孤寒，又受累于科举、生计，直至中年以后，才稍识治学门径。在学识方面，诚如梁启超所说，比不上钱大昕、章学诚、邵晋涵等乾嘉第一流学者。但他能以勤补拙，于繁忙的公务之余，以极其精细谨严的精神，致力于《元史》考证与正史姓名工具书的编纂，其成就也非常人所能达到。尽管学识稍逊，如考证《元史》不能旁征博引，只能采用本证法，但他肯下苦功，照样在史学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反观邵晋涵，史才史识卓越，但其精力尽耗于官场应酬之中，结果是学既不传，书亦未著，除了主持编定《四库全书》史部提要外，史学成果几乎一无所有。汪辉祖在佐幕为官之余，取得如此成就，实在令人钦佩！假如少无谋生之累，其成就当不仅至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