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结 语

陈高华先生指出：“有元一代，宗教在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生活中占有头等重要的地位。多种宗教并存，各种庙宇林立，多种多样的宗教活动连年不绝，声势之盛为前代所未有，成为这一时代文化生活中的一大景观。”^[104]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宗教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摩尼教等均汇集于元帝国。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宗教教义，加上不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导致了本土宗教之间、外来宗教之间的矛盾摩擦甚至冲突，但是我们看到，各种不同宗教之间的冲突是短暂的，交流与融合是各种宗教文化发展的主流途径。元代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之间的关系即是这方面有力的证据。

元代佛教文献《至元辩伪录》与道教文献《长春真人西游记》分别记载了伊斯兰教，为后世留下了弥足珍贵的不同宗教视阈下的“宗教理解”。不过，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这种“宗教理解”或“宗教解读”的程度是不同的，佛教徒借助唐、宋汉人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来理解伊斯兰教，处于基本了解伊斯兰教的层面；相比之下，道教方面由于丘处机西游而亲身感受伊斯兰教，故道教徒对伊斯兰教的记载与理解较佛教徒之深是情理之中的。要指出的是，蒙元早期，伊斯兰教对佛教、道教的了解非常有限，而佛教对伊斯兰教则是有所了解，道教对伊斯兰教有较深的了解。

通过考察元代回回诗人萨都剌、丁鹤年与僧侣、道士的交往，可清晰地看到，元代中后期，回回人特别是精英阶层一改前期对中国传统文化——佛教、道教一无所知之局面，而是主动去接触、了解、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萨都剌与丁鹤年的诗作频频出现佛道术语，体现着诗人在这方面深厚的知识素养。与前期恰好相反，这一时期僧人与道士对伊斯兰教的认识则几乎停留在前期层面上而无深化。因此，整个蒙元时期，伊斯兰教与佛教、道教之间尽管有交流，但这种交流规模非常小，而且这种交流往往呈现出单向的、不对等的态势。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这样一个事实，蒙元时期，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伊斯兰教需要面对如何生存的重要问题，而作为这种文化载体的回回人，其移民身份更驱使他们去接触、了解、学习汉地的传统文化。此外，萨都剌与丁鹤年所生活的时代背景与政治环境大不相同。萨都剌时代，作为色目群体的一分子，回回人的社会地位明显高于南人，生存环境可谓“优越”，故萨都剌是主动去接触和了解佛、道的；而丁鹤年时代，随着元廷势力日益衰微，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回回人的社会地位亦岌岌可危，尤其在丁鹤年寄身的江浙一带，色目人遭忌恨，这种“忌恨”很容易引发回回人的生存危机感。正因如此，丁鹤年才有“逃禅”之举，才会寄情于“道”。因此，相比萨都剌，由于生存环境的变化，丁鹤年对佛、道的学习更加主动，更加有意识。这应该就是萨都剌、丁鹤年等回回士人为何热衷与僧人、道士交往，并具有深厚佛道素养的深层原因之所在，进而说明蒙元时期是伊斯兰教处于寻找生存之道的时期，这种生存之道即是主动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故这一时期鲜有回回人向外主动宣传伊斯兰教的举动，这与明末清初“以儒诠经”活动形成了鲜明对比，说明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伊斯兰教发展的需求也是不同的。

是故，由于生活时代的不同，回回精英阶层对待异质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佛教、道教的态度也存在差异——即前期萨都剌的开放心态与后期丁鹤年由生存危机所导致的“内敛心态”。这种“内敛心态”可以说是伊斯兰教和回回人在有明一代的生存写照。然而，不管是哪种心态，都使元代回回精英阶层在与僧侣、道士交往过程中，吸取佛教、道教的宗教术语，客观上成为明清回回学者“新文化运动”的滥觞。

原载《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