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文
1.吴铮强：《唐宋时期科举制度的变革与社会结构之演变》，《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吴铮强：《北宋南郊神位变革与玉皇祀典的构建》，《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
3.吴铮强：《信牌差票制度研究》，《文史》2014年第2期。
4.吴铮强：《龙泉司法档案所见晚清屡票不案现象研究》，《浙江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
5.吴铮强：《宋人志怪故事中的地域社会与伦理观念——以<夷坚志>温州故事为例》，《浙江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注释】
[1]本文为2011年度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之江青年课题”《晚清民国龙泉司法文书研究》（项目号：11ZJQN046YB）阶段性成果。
[2]（清）薛允升：《唐明律合编》卷10《职制中·信牌》，北京：中国书店，2010年，第93页。
[3]（清）汪师韩：《韩门缀学》卷3《信牌》，基本古籍库数据库清乾隆刻上湖遗集本图像版，第30页。
[4]徐望之：《公牍通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31、34页。
[5]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9年，第659—660页。
[6][日]滋贺秀三著，姚荣涛泽：《清代州县衙门诉讼的若干研究心得——以淡新档案为史料》，收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528—533页。
[7]刘馨珺：《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4—90页。
[8]屈超立：《宋代地方政府民事审判职能研究》，成都：巴蜀书社，2003年，第72页。
[9]《明镜高悬：南宋县衙的狱讼》，第90—92页。
[10]（宋）欧阳澈：《欧阳修撰集》卷2《上皇帝第二书》，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136册第365页。
[11]（宋）佚名：《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咨目呈两通判及职曹官”，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3页。
[12]（宋）陈棣：《蒙隐集》卷1《钓濑渔樵行送严守苏伯业赴阙》，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1册第756页。
[13]（宋）胡太初：《昼帘绪论》卷3《御吏篇》，《官箴书集成》，合肥：黄山书社，1997年，第1册第7—8页。
[1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不许差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第67页。
[15]题（宋）陈襄撰：《州县提纲》卷2《用刑须可继》，《官箴书集成》，第1册第13页。
[1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州县催科不许专人”，第66页。
[1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劝谕事件于后”，第13页。
[1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不应辙差下乡骚扰”，第438页。
[19]（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2，北京：北平图书馆，1936年，第25页。
[20]《宋会要辑稿》兵2，第47—48页。
[2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州县催科不许专人”，第66页。
[22]《州县提纲》卷2《用刑须可继》，《官箴书集成》，第1册第13页。
[2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劝谕事件于后”，第15页。
[24]《昼帘绪论》卷13《期限篇》，第24页。
[25]参见黄宽重：《唐宋基层武力与基层社会的转变——以弓手为中心的观察》，《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第3—17页；苗书梅：《宋代县级公吏制度初论》，《文史哲》2003年第1期，第124—129页；王钟杰：《宋代县尉研究》，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博士论文，2006年；胡旭宁：《宋代巡检制度研究》，河南大学宋代研究中心硕士论文，2006年。
[26]《宋会要辑稿》刑法2，第137页。
[27]《宋会要辑稿》兵3，第26页。
[2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不许差兵卒下乡及禁狱罗织”，第67页。
[2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弓手土军非军紧切事不应辙差下乡骚扰”，第438页。
[30]（宋）黄震：《黄氏日抄》卷70《申转运司乞免行酒库受诬告害民状》，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708册第683页。
[31]《名公书判清明集》附录6“约束榜”，第643页。
[32]（宋）叶适：《叶适集》卷16《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304页。
[33]《元典章》卷13《吏部卷七·公事置立信牌（二款）》，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507—508页。
[34]（明）宋濂等：《元史》卷101《兵四》，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84页。
[35]（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集》卷81《中堂事记中》，四部丛刊本。
[36]（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15《王礼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039页。
[37]郑雅坤：《谈我国古代的符节（牌）制度及其演变》（《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1期，第56—62页）提出：1.先秦时期符节就有出入门关凭证（通行证）的功能。此后也出现了传、过所、传符、门符等通行证性质的符牌，但不再称节。2.秦汉以降，符节成为“直接体现君权的一种特殊标志物”，颁于使者则为王朝与天子的象征，颁于重臣则为“加重权力的标志”，与印章的区别在于印章体现“官员的地位”，对君权的体现是间接的。这是作为君主授权凭证的符节，也有身份牌的意义。3.符节（牌）的另一种重要形式是兵符，兴起于战国，形制从战国的虎符变为唐代的鱼形。兵符是专用于征调兵将的凭证，由君主直接掌握，执符者“执以赴君命”，主要是作为令牌而出现的。4.晚唐、五代以来又出现了一种所谓的“印牌”，其实是行政运作中事物交割的凭证。
[38]（元）脱脱等：《宋史》卷154《舆服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94—3597页。
[39]（元）脱脱等：《金史》卷58《百官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335—1336页。
[40]陈永志：《蒙元时期的牌符》，《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第32页。
[41]《金史》卷58《百官志四》，第1335页。
[42]《宋史》卷154《舆服志六》，第3595页。
[43]《元典章》卷21《户部卷七·拟支年销钱数》，第771—772页。
[44]《元典章》卷13《吏部卷七·公事催限》，第507页。
[45]《元史》卷102《刑法一》，第2620页。
[46]（元）佚名：《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丙集《十害箴·泛滥追呼》，中国基本古籍库数据库明刻本图像版，第9页。
[47]《元史》卷182《许有壬传》，第4199页。
[48]（元）魏初《青崖集》卷四《奏议》，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8册第749页。
[49]《元典章》卷52《刑部卷上·木槌打死人系故杀》，第1437页。
[50]（元）黄溍：《嘉议大夫礼部尚书致仕于公神道碑》，《全元文》，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30册第230页。
[51]（元）胡炳文：《云峰集》卷3《送知州范朝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99册第766页。
[52]（元）黄溍：《奉议大夫御史台都事李公墓志铭》，《全元文》，第30册，第324页。
[53]（元）黄溍：《正奉大夫江浙等处行中书省叅知政事王公墓志铭》，《全元文》，第30册第420—421页。
[54]明律最早的制订时间是1367年（朱元璋吴元年）。洪武六年（1373）修订、次年颁行的《大明律》凡30卷、606条。洪武二十二年（1389）再次修订的《大明律》，凡30门，460条，后经朱元璋改定，并于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式颁布，历朝相承无改。而《大诰》是朱元璋于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1385—1387）间亲自编纂和颁行的非常性法令。《大诰》以皇帝对臣民训诫的形式出现，在《大明律》等正式律法之外，根据朱元璋重典治吏、明刑弼教的意愿，随意制订了各种对臣民的酷刑，而且其法律效力高于一般的法令。明律的修订虽然早于《大诰》，但最终的改定与颁布晚于《大诰》。且《大明律》正式颁行后《大诰》基本上被搁置不用。现在所见《大明律》均为洪武三十年（1397）改定的版本《大诰》编纂实施以前《大明律》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因此，现在难以确定《大明律》中有关信牌的规定，是否在《大诰》实施前后有所变化。但是《大诰》与《大明律》中有关信牌的规定几乎是两个平行的系统，两者之间似乎没有相互传承的关系。《大明律》是在《大诰》基本废止后在明代长期实施的法令，影响深远，而且《大清律例》“信牌”条承袭《大明律》而来。
[55]（明）朱元璋：《御制大诰续编》之《遣牌唤民条第十五》，杨一凡《明大诰研究》附录，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275页。
[56]《御制大诰三编》之《民违信牌第三十六》，第410页。
[57]《御制大诰续编》之《滥设吏卒第十六》，第275—276页。
[58]《御制大诰续编》之《官吏下乡第十七》，第276页。
[59]《御制大诰三编》之《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第408页。
[60]《御制大诰续编》之《官吏下乡第十七》，第276页。
[61]《御制大诰续编》之《滥设吏卒第十六》，第275页。
[62]《御制大诰续编》之《滥设吏卒第十六》，第276页。
[63]《御制大诰续编》之《民拿下乡官吏第十八》，第277页。
[64]《御制大诰三编》之《民拿害民该吏第三十四》，第409页。
[65]《御制大诰三编》之《民违信牌第三十六》，第411页。
[66]《大明律》卷2《吏律·职制·擅勾属官》，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33页。
[67]《大明律》卷3《吏律·公式·信牌》，第44页。
[68]《大清律例》卷6《吏律·职制·信牌》，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145页。
[69]（明）汪天锡：《官箴集要》卷下《销缴信牌》，《官箴书集成》，第1册第35页。
[70]（元）刘如孙：《休宁知县周德成墓志铭》，《新安文献志》卷93，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376册第541页。
[71]（明）焦竑：《玉堂丛语》卷2《政事》，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35页。
[72]（明）顾清：《正德松江府志》卷24《宦迹下》，台北：成文出版公司，1983年，第1125—1126页。
[73]（明）吕坤：《实政录》卷6《风宪约·提刑事宜》，《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48册第198页。
[74]（明）陆人龙：《型世言》第27回《贪花郎累及慈亲，利财奴祸贻至戚》，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376页。
[75]《型世言》第25回《凶徒失妻失财，善士得妇得货》，第346页。
[76]《实政录》卷6《风宪约·提刑事宜》，第48册第198页。
[77]（明）李资坤：《知县李资坤申议六事》，《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下》，台北：学生书局，1987年，第555—556页。
[78]（明）王世贞：《弇州四部稿》卷59《麻城穆侯均赋颂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0册，第65页。
[79]（明）胡宗宪：《筹海图编》卷11《集众谋》，《中国兵书集成》，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16册，第974页。
[80]（明）王福征：《知县王福征详定役米碑略》，《万历嘉定县志》卷7《田赋考中》，第438页。
[81]明代中后期由皂隶取代差役的趋势，主要原因并非催勾事务中的扰民问题，而是由于明前期赋役制度的混乱，引发明中后期赋役制度一条鞭法改革中的一个环节，即纳银募役改革的结果。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丰富，主要可以参考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本文所讨论的催勾事务中皂隶取代差役的趋势，与一条鞭法改革中的趋势是完全一致的，这里并非提出赋役制度改革动因的新观点，而只是在考察信牌、差票演变的过程中，注意到催勾事务中皂隶取代差役时所面临的扰民问题。
[82]《大明会典》卷149《勘合·火牌附》，影印续修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791册第539页。
[83]雷荣广、姚乐野：《清代文书纲要》，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110—112页。
[84]参见四川省档案馆编：《清代巴县档案汇编（乾隆卷）》，北京：档案出版社，1991年。
[85]（清）薛允升著，黄静嘉编校：《读例存疑重刊本》卷7《吏律·职制·信牌》，台北：中文研究数据中心，1970年，第190—191页。
[86]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编委会，刘家兴等编：《北京大学法学百科全书·民事诉讼法学、刑事诉讼法学、行政诉讼法学、司法鉴定学、刑事侦查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8—49页。
[87]1906年起草的《刑事民事诉讼法》民事规则中，对“传票”的规定包括：首先，民事案件中当事人可以自由决定是否到案，传唤仅具有通知性质而无强制力。如第89条“凡民事案件，如索债、索赔偿、索回房屋或田地等案，宜用传票往传，俱不准用拘票”，第92条“凡传票，由公堂饬堂弁亲交被告”，第93条“奉传票之堂弁，如未能亲交被告，即将传票留与其亲属转交”，第94条“堂弁交到传票之后，即向公堂申覆销差。并于传票册内，将亲交或转交之处注明”。这些规定明确了在民事诉讼中不得强制当事人到案，传票的受达人是当事人（被告），而不是司法人员（堂弁），堂弁的责任仅仅是通知（亲交或转交），对于当事人是否到案堂弁不负责任。其次，由于传票的受达人是当事人，因此当事人需要对是否传唤到案负起法律责任。《刑事民事诉讼法》第98条“公堂已定审期，被告无故不到案听审者，查明传票委系交给，仍将该案照例审讯”（第102条也有类似规定），此即所谓的“缺席审判”；第一百条则规定原告不到案的法律责任，“公堂已定审期，原告无故不到案者，即将该案注销。堂票等费应否责令原告全缴，凭公堂核夺”（第108条也有类似规定）。宣统二年（1910）的《大清民事诉讼律草案》对于传唤制度也有规定，第214条“审判长定日期后，应由书记送达传票于诉讼关系人令其以场”；第492条“原告于言辞辩论之日期不到场者，审判衙门因被告之声请，为驳回原告请求之缺席判决”；第493条规定“被告于言辞辩论日期不到场，而原告为缺席判决之声请者，审判衙门视原告所陈述之事实与被告自认同”。见怀效锋主编：《清末法制变革史料》，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42—443、607、673页。
[88]周枏：《罗马法原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934页。
[89]《罗马法原论》，第995页。
[90]（清）鄂尔泰：《议州县不必设副官乡官疏（雍正七年）》，魏源《清经世文编》卷18《吏政四·官制》，《魏源全集》，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14册第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