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姓韵编》
汪辉祖在本书自序中，对编纂动机、过程、体例做了说明。
他说：“五六年来，佐吏余功，以读史自课。顾目力短涩，目不能尽百页，又善忘，掩卷如未过眼。每忆一事，辄辗转检阅，旷时不少。计欲摘二十三史中纪载之人，分姓汇录，依韵编次，以资寻览。”因为佐幕忙不过来，于是便“就列传之标名者，先事排纂，则鲍君以文先我为之。第其书，史各为袠，体例未定”，“遂乞作稿本，合二十三史为一书”。由此可见，汪辉祖是把鲍廷博就各正史汇辑出来的列传名录为蓝本，加以扩充整理，以成本书。原只有二十三史，后“邵编修二云以新葺《旧五代史》钞本见寄，复次第增补之，为卷六十四”。《史姓韵编》以二十四史有传之人，为主要收录对象。此外，“编录之时，遇其人勋节灿著，传目虽不标名，亦必附载于篇。儒林、党锢、孝友传序之所录者，概不敢遗。虽非为传中人详世系，而贤臣名将或并其先人后裔牵连及之，若外戚、若权奸，往往亦附所自出，窃于是寓劝惩之意焉”。
《史姓韵编》共六十四卷，收录二十四史世家、列传及附传所载人名28365个，姓748个。编纂体例严谨，特点鲜明。
一是编次有序，便于检索。
《史姓韵编》以人物的姓氏为序号，将二十四史出现的姓氏按平水韵平声一东、二冬……上声一董、二钟……去声一送、二宋……入声一屋、二沃……编次，共106韵。目录中依次标出卷数、韵部、姓氏，如卷3鱼韵，下列姓氏有鱼、疏、疎、余、舒、胥、於、徐、闾、闾邱。这样，可以很快在目录中找到人物的姓氏及其卷数。《史姓韵编》以姓氏为序，合乎常人称谓习惯，比以名字最后一字之韵为序号，更便于检索。汪辉祖采用齐头式序列姓氏，“姓依韵府，名依字典”，这一原则成为后世人名索引排序的重要模式。所依的韵是清人作诗通用的佩文韵，科举考试规定要考一种特殊的五言诗“试帖诗”，如果押错韵即出韵就无考中希望，因此诗韵在清代知识分子中还是能熟记的，用诗韵来编制索引在当时还是可取的。
索引正文前有总目，如卷一：洪，三人；周，一人；韦七十六人；徐七十八人。卷三：胡，二十三人；卢，五十六人；黎一人；裴，七十二人。姓后数字是收录该姓的人数，这是现代索引卷首的“检字表”的起源。不过总目的缺点，是没有指明相应的正文页次。
《史姓韵编》中同姓的人名按在二十四史中出现的顺序编排，同一史书中同姓者按卷数先后排列。同姓人名排列一处，可使读者了解人物之间的关系。如卷三：
徐阶，《明史》卷二百十三，字子升，松江华亭人。
徐陟，附阶传，阶弟。
徐璠，附阶传，阶子。
徐元春，附阶传，目无名，阶孙。
徐木高，附阶传，目无名，元春孙。
再如卷十五：
钱鏐，《五代史》卷六十七。《吴越世家》，字具美，杭州临安人，《旧五代史》卷一百三十三《世袭传》。
钱銶，《五代史》附鏐传，目无名，鏐弟。
钱镖，《五代史》附鏐传，目无名，鏐弟。
钱元璙，《五代史》附鏐传，目无名，鏐子。
钱元瓘，两《五代史》俱附鏐传，鏐子，字明宝。
钱佐，两《五代史》俱附鏐传，元瓘子，字祐。
钱倧，两《五代史》俱附鏐传，佐弟。
钱俶，两《五代史》俱附鏐传，倧弟，字文德。《宋史》卷四百八十《吴越世家》，本名（宏）[弘]俶，以犯宣祖偏讳，去之。
如上两例，历史人物世系一目了然。
对于王、张、李、赵、刘等人数较多的姓，目录中分别注出二十四史中出现的序列，如卷三十三：[十一尤]刘，《史记》至《晋书》；卷三十四：[十一尤]刘，《宋史》至两《唐书》；卷三十五：[十一尤]刘，两《五代史》至《元史》，卷三十六：[十一尤]刘，《明史》。这样，如果要检索《史记》至《晋书》中的刘姓人物，可查韵目[十一尤]卷三十三。
对于二十四史中不以姓名为传目的人物，如汪辉祖序中提到“《史记》留侯、老子诸篇”，“则各标本姓，而注曰目作某某”。如卷二十二：“张良，《史记》卷五十五，目标《留侯世家》，其先韩人。《前汉书》卷四十。”
对于姓氏不可考的人物，别设《佚姓》、《释氏》条，《佚姓》收录台州樵夫、皂旗张、松江渔翁、陈留老父等24人，《释氏》收录八思巴、僧一行、佛图澄等32人。
对于史书中大量的少数民族姓名，汪辉祖区别编次，有些收入《姓编》，有些收入《汇编》，有些则两收之。据“《通鉴纲目续编》改本，惟辽之耶律、萧，金之完颜并仍其旧”，这“三姓之人名，虽多须译改，而姓自定”，照例入《姓编》，耶律入卷二十麻韵，萧入卷十六萧韵，完颜入卷十四寒韵。其次，对辽、金、元三史“标名不著姓及姓须译改者，俱依韵汇编”，归入《汇编》，而以《明史》中“名姓类三史者附”。纳入《汇编》者，《辽史》有7人，如：“孩里，《辽史》卷九十七。”“奚回离保，《辽史》卷一百十四《逆臣传》。”《金史》有217人，如：“移刺履，《金史》卷九十五。”“乌古论三合，《金史》卷八十二。”《元史》有331人，如：“吾也而，《元史》卷一百二十。”“召烈台抄兀儿，《元史》卷一百二十三。”《明史》有18人，如：“扩廓贴木儿，《明史》卷一百二十四”等。《姓编》与《汇编》两收人名有“辽之奚和朔奴、奚回离保，元之来阿八赤、杨赛因不花、张万家奴、刘哈剌八都鲁之类，姓不须译，而名须译改，故姓编与汇编两收之”。这类两收的姓名，第一字与汉姓相同，可以方便不熟悉少数民族姓名者检索。
《韵编》中同姓人名按二十四史序列编排。如：卷二“支叔才，《唐书》卷一百九十五”；“支渐，《宋史》卷四百五十六”；“支俭，《明史》卷二百九十六”。这样也便于考订同姓名者。如：
刘贤，见《悼惠王子传》（《前汉书》卷三八），肥子，葘川王。
刘贤，卷同上（《前汉书》卷五三），附《胶东康王寄传》，目无名。寄子，哀王。
刘贤，附《旦传》（《前汉书》卷六三），目无名。旦子，定安侯。
二是注释内容丰富。
《史姓韵编》人名下注释内容，主要有出处、字号、籍贯、事迹、官职，还有一些按语。
《史姓韵编》出处统一标明书名、卷数，有时标明篇目，如卷二十二：“张允济，《唐书》卷一百九十七《循吏传》……《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良吏传》。”对于出于同书同卷的同姓者，一般注明“卷同上”，简洁明了。试举例如下：
卷四十一：李祐，《唐书》卷二百十四，附藩镇吴少阳传，字庆之，由贼将归诚，历官沧德景节度，检校尚书、左仆射。《旧唐书》卷一百六十一。
卷三十：汪应辰，《宋史》卷三百八十七，字圣锡，信州玉山人，初名洋，五岁知读书，十岁能诗，年十八岁进士第一人，特改名应辰。历官吏部尚书，以端明殿学士知平江府。
这类简述扩大了读者对人物的了解，而不仅仅知其名而已。注释中还对一人异名作交代，如：
卷二十一：杨伯仁，《金史》卷一百二十五《文艺传》伯雄弟，字安道，初名伯英，避太子光英讳，改今名；
卷六十一：昔里钤部，《元史》卷一百二十二，昔里氏也。钤部，亦云甘卜，音近互用。
汪辉祖还于注释中指明避讳，人名中“弘”一律改作“宏”，以避乾隆（弘历）名讳，“玄”改为“元”，避康熙（玄烨）名讳，如卷四十五：“杜宏文，《宋书》附慧质，传目无名，慧度子，敬避庙讳。”
按语内容非常广泛，从而增强了《史姓韵编》的学术性。具体内容包括以下几类。
1.对人物姓名、世系、事迹的补充考辨，如：
卷九：陈矫，按：《晋书·陈骞传》，矫本广陵刘氏，为外祖陈氏所养，因改姓陈，封东乡侯。
卷十八：张及，一见宋史卷二百六《艺文志》，撰脉经手诀一卷，案卷二百九十三张咏传，有蜀士张及，当即此人。
卷三十：堂溪典，按：《延笃传》作唐溪典，字季度，笃从受《左氏传》，注“唐”与“堂”同。
卷五十九：郭谊，按：世宗本姓柴，幼从姑圣穆皇后长太祖家，太祖遂以为子，其子宜从柴姓。然世宗即位后，于本生父柴守礼第以元舅礼之，未尝复姓也，故诸子并入郭氏。
后周宗室在《新五代史》中均姓柴氏，在《旧五代史》中则姓郭氏，所以这条按语对此进行必要的解释。
2.对原书记载失误的考辨：
卷六十一：速不台，按：传中事迹与卷一百二十二雪不台相同，一人两传。
3.同姓名人物的区分，如：
卷十：淳于髡，《史记》卷一百二十六《滑稽传》，齐赘婿，以谲谏齐威王。按：卷七十四《孟子传》，有齐人淳于髡，在梁惠王时终身不仕，是两人。
卷二十九：李刚，一见《唐书》卷七十上，宗室系序。武陵房始祖。一见《唐书》卷七十二，武阳房系，豫曾孙，宜州刺史。一见《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四，李绛传，绛祖，官终邑宰。案《唐书》卷七十二上，武阳房系，绛祖，城武令，作岗。一见《宋史》卷二十九《高宗纪》，绍兴九年，湖南安抚大使。一见《宋史》卷三百八十二《曾几传》，林灵素得宠时，与几皆不附之。
卷二十九：李商隐，一传在《唐书》卷二百三，字义山，怀州河内人，大中时，柳仲郢镇东蜀，辟为节度判官、检校工部郎中。一见《旧唐书》卷一百《裴漼传》，中宗时为御史，劾崔湜郑愔赃。
《史姓韵编》中赵姓收录最多，达二十七卷，人名5713个，其中名赵不惑者有22人、赵不愚24人。汪辉祖也一一予以区别。
不足之处首先是姓名略有遗漏，未臻大全。乾隆一朝文字狱严酷，避讳甚严，汪辉祖唯恐一时疏忽招致祸端，故干脆不收帝后。《史记》中《五帝本纪》至《秦本纪》，《吴太伯世家》至《田敬仲完世家》共21卷中的主要人物，如周公旦、唐叔虞、吕尚皆等先秦王侯也未收录；《汉书·外威传》、《后汉书·皇后纪下》所附公主30人未收录，即使收入也以传目录入，不称封号，如卷六十三：世祖一女；《唐书》卷八十三：诸帝公主传；再如“高祖十九女”、“太宗二十二女”、“元宗二十九女”，条目既非封号也非人名，注释也只有出处卷数，未有简介。章学诚也指出：“阅《隋·经籍志》，有晋代环济著《吴纪》之书，欲核环济生平，检大著《史姓韵编》，不但无其人，且未尝收此姓也”，“然环济《吴纪》，实已见于《隋书》，今不见收，则疑《姓韵》之遗漏犹不少也”。[37]此外，《元史》卷一六五《鲜卑仲吉传》附有其子诚、准传，《南史》卷七十七《恩幸传》有杜文谦传，亦都未收录。人名的遗漏，虽然为数不多，但也影响到此书的价值。
其次，编纂上也有一些错误。如卷一：“宗景，附夬传，目无名，夬祖。宋征士，不就”，“宗炳，《宋书》卷九十三《隐逸传》，字少文，南阳涅阳人”。按《梁书》卷十九《宗夬传》，宗炳作宗景，此乃姚思廉避唐讳所改，汪辉祖误作两人。再如李景、李弼、李俨、陈忠、吴宗周、张冲等，亦皆以一人为二人。再如卷五十六：“寇谦之，附赞传（《魏书》卷四二），目无名，赞弟。”其实《魏书》卷一一四就有《寇谦之传》，可谓翻检不周。
对当代人来说，《史姓韵编》依韵编次，寻检不便，已无多大实用价值，但在现代姓名索引工具书出版之前，《史姓韵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二十四史人名索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该书刊行后，受到学术界的一致好评，认为持此书以检正史极便捷。鲁仕骥在序中称此书“不独为读史者示之阶梯，亦可为读《通志》者导之先路也”，冯祖宪在耕余楼聚珍版《史姓韵编》前言云：“合廿四史列传名姓，依韵分编，了如指掌”，“海内风行”。
《史姓韵编》开我国索引书风气之先，对后世影响至深且巨。台湾开明书店所编《二十五史人名索引》指出：是书“杀青甫竟，誉遍士林，盖操炬火以导夫先路，宜乎其为世称重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学界兴起索引运动，学者们纷纷表彰汪辉祖的贡献，万国鼎盛赞清代汪辉祖、章学诚等人是索引的“先觉”。[38]当代引得创始人洪业亦称“《史姓韵编》这一部书真是可宝贵的工具”，“但就真正为学者省了一分心血，已可谓是一种功德”。[39]1923年，胡适在北大《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中说：“一部《二十四史》，有了一部《史姓韵编》，可以省多少精力与时间？”[40]他在多次讲演中提及《史姓韵编》，并列入《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梁启雄序《廿四史传目引得》云：“以《二十四史》卷帙之浩繁，设执一古人名而考诸史传，即知其人系于何世何代，检索固以非易，若并世代而不知，则‘探海求针’之喻，庶足以方其劳惫耳！甚矣哉寻检之难也。清儒汪氏辉祖固尝有《史姓韵编》之作，其书集《二十四史》中各人之姓名，依韵编次，于寻检考索，不无裨助。惜其书编排尚欠精密，且稍伤繁复芜累。现行各种印本，又均舛伪百出，故检索之劳，未克殚祛。”[41]尽管此书有缺陷，但直至1934年，瞿兑之在《汪辉祖传述序》中仍然指出：“他创作一部《史姓韵编》，可以说至今还没有一部比他更好的二十四史索引。”1935年，文史学家王伯祥为读者、学者着想，让周振甫、卢芷芬在《史姓韵编》的基础上，增补改编成《二十五史人名索引》。
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此书“要其无大发明，较凌迪知《万姓统谱》，旁及郡县志书者，殊嫌搜罗未广。‘无补费精神’，正为是编道也。今以其行世久，故录存之”。[42]这个评价不符合事实，《史姓韵编》是正史人名索引，怎能“旁及郡县志书”去广泛搜罗呢？何况该书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是不容置疑的，不可以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此外，还有学者提出：“除了学问根柢之外，治学的态度也非常重要。假使态度不严谨，不客观，再新的理论方法都没有用，不可能有好的研究成果。譬如说，汪辉祖是清代乾隆年间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可是在编《史姓韵编》的时候，一时不小心误把旧刻本《世说新语》的题款‘临川王义庆’，读为‘临川、王义庆’，因此把刘义庆立目为王义庆，传为笑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警惕的例子。”[43]这种说法更是无稽之谈。众所周知，《史姓韵编》是二十四史人名索引，与“旧刻本《世说新语》的题款‘临川王义庆’”毫无关系。《史姓韵编》原则上只收入“列传之标名者”，而刘义庆在《南史》与《宋书》中均附于《刘道规传》，并未标名，故《史姓韵编》未予收录，当然更不会为子虚乌有的王义庆立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