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地模式，还是网络模式？

济宁及其周边卫星市镇，就其功能而言，好像符合施坚雅的区域市场层级结构。基于中心地理论，施坚雅的地区分析方法从经济独立性和地方城市系统的方面勾画了空间地带。在一个任何大小的区域内，相互依赖的生态的和社会的变量，例如自然环境、人口、技术、社会经济结构和文化类型，在程度和类别上表现出差异。^[91]一个中心地供给“它的四周特殊的服务，包括经济的、管理的或者文化的，这要求在空间上集中。在诸多中心的层级内，高一级的对小的中心地来说作为中心地，围绕着主要中心形成了一个地区”。^[92]

施坚雅表述了一个既定区域的核心—边缘方案序列，把城市作为经济中心，与行政中心进行区隔：“经济中心地形成了城市的区域体系；每个体系形成了多个层级，这是由各自组成部分的经济集中性的程度和它们在区域核心—边缘结构中的位置而内在地区别开来。”^[93]而城市和市镇“有更强的经济联系”，“人口密集和城市化”的核心与其人口稀疏的边缘形成了一个层级体系。^[94]

按以上标准，对济宁地区的相关考察显示出济宁及其附近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商品化了，而它广大的周围地区作为其腹地而存在。运河运输贸易作为当时区域经济的主要整合力使得济宁因具备其广阔腹地的集散中心功能而取得重要性。济宁和其卫星城镇、闸口及附近乡村经由运河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商业层级网络。商品化和城市化的深化不断地将农村、郊区和城镇拖入一个具备内在功能的地区体系，于是在山东南部运河段，济宁和它的周围地区形成了一个多层级的核心—边缘地区结构，催生了一个较为松散地联结在一起的前近代运河类型的“区域”。其层级相对完备的等级市场系统，使得济宁区域或济宁地区存在之经济意义大于其行政区划的意义。

然而，这个地区系统不甚切合施坚雅所阐发的中心地模式，是因为济宁对跨区域运河贸易的严重依赖。济宁更多的是将其腹地的市镇和农村主要通过运河而与全国市场网络联系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济宁颇似安东篱笔下的扬州。她建议用网络系统说取代中心地论，因为网络系统“设定一个城市的存在或其重要性是由于它作为将其腹地与远距离贸易的网络连接起来的门户的角色”，而扬州正是作为通过运河运输的国家网络中的一个关节点而存在的。^[95]“网络”模式强调的是跨区域贸易在塑造城市与区域经济中的决定作用，从而脱离于区域城市层级的严格限定。

总的来说，济宁地区的多级市场的跨区域联系还是沿着本地区内部的等级程序。商品和资本的流动从定期的农村集市到市镇再到地区中心济宁。尽管市场的这种形体空间上的安排并不似“施坚雅模式”那般整齐，但区域市场体系依然展现了结构和功能上的中心化或集中化。同时，不管中心地模式的实用性有多大成效，像济宁地区或亚地区这样的沿运河地区的开放性远大于内在封闭性。如罗威廉所指出的，高层级的城市同时具备“跨地区网络系统和地区自身系统”。^[96]于是，在济宁个案里，把这两个分析模式看作互补而非对立应该更有益。这种复杂的特征缘自济宁地区由运河制造的城市化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