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东汉政权地域基础

曹操对东汉政权地域基础进行了自都城至京畿、王国的全面拆解。

建安十一年（206），曹操统一北方后，随即开始大规模废除青、徐、扬、冀四州的东汉王国，包括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等八国，^[62]开始削弱汉宗室势力。建安十七年（212），曹操虽又封了四个王国，^[63]然此欲盖弥彰之举，其用意已为时人许靖道出：“将欲歙之，必姑张之；将欲夺之，必姑与之。其孟德之谓乎！”^[64]

建安元年（196），献帝历经周折回到洛阳，立足未稳，曹操即击退韩暹、杨奉的阻扰，挟献帝迁都许，同时自领司隶校尉。^[65]此时，曹操所为尚不能被看作蓄意瓦解东汉政权的根基，但客观上曹操已赢得了地缘优势，主观上已重视东汉政权的政治中心——司隶校尉部。建安三年（198），曹操以心腹董昭为河南尹，^[66]进一步表明其着意于东汉京畿地区，这一意识在建安十八年（213）复古九州的政区调整中得到充分表达和实现。

《魏志·武帝纪》和《后汉书·献帝纪》对于此次的重大调整记载都极为简略，^[67]较为详细的资料保存在《后汉书志·百官志》所引《献帝起居注》里。通过考察《献帝起居注》关于建安十八年（213）省州并郡的这则材料，我们会发现东汉的政治中心司隶校尉部被一分为三：河东、河内两郡属冀州，弘农郡以及三辅西属雍州，河南尹别属豫州。^[68]虽然《禹贡》九州本不当包括司隶校尉，其废入他州看似理所当然。曹操尽可随意析分本属《禹贡》化外之地且不在自己实际统治范围内的荆、扬两州南部地区和交州，但于《禹贡》有据可依且在自己统治区域内的东汉司隶校尉部，却做了刻意的改作。按照《禹贡》“荆、河惟豫州”的区划，弘农郡不得西属雍州，而当与河南尹同属豫州。河东、河内两郡依《禹贡》天然划属冀州，而冀州是新格局中的曹氏政治中心，且与弘农郡、河南尹隔黄河天险，自然易于控制；而位于河南的弘农郡和河南尹在地势上连为一体，且弘农郡为“西道之要”^[69]，联结关东与关西，战略地位非同一般，而豫州是新格局中东汉傀儡政权所在区域，曹操不顾调整后的雍州已经很庞大的不合理性，^[70]打破《禹贡》的州界和山川形便，将潼关以东的弘农郡划入雍州。雍州的中心区域是关中，建安十六年（211）曹操平定韩遂、马超之乱后，夏侯渊坐镇关中，关中成为曹操图外防内的政治军事据点。此时鼎立格局已经形成，外在形势相对稳定，但东汉傀儡政权的隐患随时威胁曹操，直至建安二十三年（218），尚有金祎、吉本、耿纪、韦晃等谋事于许，试图“挟天子以攻魏，南援刘备”^[71]，曹操生性本来多疑，对此不可能没有戒心，其借复古九州拆解东汉司隶校尉部当别有用心。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通过此举，曹操当不再有内顾之忧。

曹操虽然积极瓦解东汉政权的地域基础，却没有对东汉的政区名称进行形式上的“压胜”处理，相反，从建安初汉安郡改名汉兴郡来看，曹操在政区名称上仍然尊崇汉室。^[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