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术背景

在中国传统学术范畴里，以出土文献和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问是“金石学”。20世纪上半叶，围绕四大考古发现之一的甲骨文所产生的新学问，被称作“甲骨学”。^[64]这个术语在构词方式上与“金石学”非常类似，同为“器物名+学”。从学术渊源来看，“甲骨学”的发轫也与“金石学”存在密切的联系。^[65]

而“敦煌学”的提出则与此不同。从词语结构上看，该词是“以地名学”，一望而知并不是直接导源自中国传统学术，而是更多的受西方近代学术的影响。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对埃及、近东、中亚地区表现出了异常浓厚的兴趣，先后组织了一系列目的不一的探险、考察和考古活动，从而发现了大量古代遗址及出土文物。围绕众多的考古材料，西方学者迅速建立了诸如“埃及学”（Egyptology）、“亚述学”（Assyriology）等新兴学问。周一良指出“敦煌学”一词明显是有意模仿上述学科名，^[66]神田喜一郎亦认为“敦煌学实际上是中亚学（中央ァジァ学）中的一部分内容”^[67]。因此，就学术渊源而言，“敦煌学”一词的产生实际上与西方当时蓬勃发展的“东方学”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

可见，“敦煌学”一词的提出者无疑应熟谙西方近代考古学、比较语言学等基本情况与研究手段。石滨纯太郎、陈寅恪都恰好具备相应的知识背景，又均有研究敦煌写本的切身体会，无怪乎二人能够分别独立提出“敦煌学”的概念。

西方学者一般将敦煌文献研究纳入“汉学”（Sinology）或“东方学”（Oriental Studies）的框架体系中，日本学者则是将其视为属于所谓“东洋学”或“‘支那’学”的范畴（比如石滨纯太郎便把自己有关敦煌文献研究的论文收入个人论文集《东洋学之话》、《“支那”学论考》中），把“敦煌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诉求其实并不突出。在欧美“东方学”和日本“东洋学”的学术话语语境中，研究对象大都被设定为“他者”（the other），这种学术立场自然是中国学者不能接受的。此外，中国学者一般也不会像西方学者那样宣称自己研究的是“汉学”（Sinology）。因为在中国传统学术里，“汉学”一词有其特定含义，该词往往与“宋学”并举。而通常使用的“国学”一词其含义又相当笼统，在学术日趋分科的情况下，中国学者的确有创立新名词以指称敦煌文献研究这门新学问的实际需要。这无疑是推动“敦煌学”一词趋向术语化的内在动力。

众所周知，敦煌文献流散到异国他邦的残酷现实给所有中国学者的刺激很深。罗振玉于1909年致汪康年的信中便表露了这种心迹：“兹有一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告公，乃敦煌石室所藏唐及五代人写本、刻本古书是也。此书为法人伯希和所得，已大半运回法国，此可恨也。”^[68]正如陈序所言：“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69]这种发自民族自尊心的情感，外国学者难以体会。就石滨纯太郎而言，他提出“敦煌学”一词，出发点很可能只是“东方学”式的“以地名学”。而对于有切肤之痛的中国学者来说，之所以普遍认同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不无“因地铭耻”的潜意识在其中发挥作用。正如陈寅恪在1928年致傅斯年的信中所言：“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70]这也是推动“敦煌学”一词术语化进程的不宜忽视的学术情感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