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小 结

综上所述，石滨纯太郎、陈寅恪是各自独立提出“敦煌学”一词的，所谓后者受前者启发的假说不能成立。从术语接受的角度看，尽管陈寅恪提出“敦煌学”一词的时间较晚，但影响巨大，自成体系。中国学术界在民族危亡的特定历史条件下，普遍倾向于接受、认同和使用陈序所提出的“敦煌学”概念，从而使得“敦煌学”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较快地完成术语化过程，并作为学科名被确立下来，且沿用至今。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敦煌学”这一术语很可能由中国学者率先完成英译，向西方学术界推广。

透过术语的形成来重温学术史，我们认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者们之所以积极推动建立“敦煌学”这一新学科，很大程度上是希望寻求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的衔接点，通过借鉴西方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突破本国旧有的西北史地之学的框架，以期尽快完成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从而不断提升整体的研究水平，并最终推动具有中国气派的相关论著“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74]。

原载《敦煌研究》2014年第6期，第129—136页；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15年第3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