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谋的地位及其变迁
李涪在《刊误》中说，参谋最初由多学深识者担任，地位颇为重要；但到安史乱后，则必以阴阳技术者处之，居于将校之末，地位极轻。李涪生活在唐末，对于参谋在唐代前后期的地位变迁，总体上的趋势把握是准确的，尤其可以用来说明唐朝末年的情况。这种由重而轻的地位变化，也是参谋几度被提议废罢的原因。但是在安史乱后，许多参谋的职责仍然是参议军机，或者奉命出使，而非专门从事阴阳技术，其地位也不是完全居于将校之末，有的甚至还比较高。
元帅、都统府的行军参谋是从朝臣中精心选任的，他们本来的官品、地位就不低，如上文提到安史之乱期间元帅房琯的参谋刘秩，官任给事中；唐德宗时元帅李谊的参谋归崇敬，其官职为光禄大夫、左散骑常侍、翰林学士，都是五品以上的朝官，地位相当尊崇。
至于藩镇幕府中的参谋，或从无官者直接辟署[45]，或从巡官、支使、掌书记、水陆转运判官等职升迁上来[46]，或从主簿、县令、州府判司等官迁入幕府[47]，其地位自然远不能跟元帅、都统之行军参谋相比。但有些节度参谋从州刺史或司马等高官迁转而来，或者由其兼任，其地位并不逊色于元帅、都统参谋。《马浩墓志铭并序》云：“出典颍川，兼领亳社。……又总寿春牧，才经考秩，改四镇节度参谋”[48]，他先后出任许州、寿州刺史，再改迁为四镇节度参谋；《广异记》首书“乾宁三年丙辰（896），蜀州刺史、节度参谋李思恭”云云[49]，则是刺史兼领节度参谋之例。又，《吕渭墓志铭并序》云：“无何，移楚州司马，陈司徒少游留署淮南节度参谋”[50]，是从楚州司马改迁为淮南节度参谋；而高适《谢上剑南节度使表》末云：“谨遣洋州司马、摄参谋臣路球，谨奉表陈谢以闻”[51]，则是州司马兼领节度参谋之例。这些州刺史、司马改迁或兼任节度参谋，时代都在安史乱后，有的甚至晚至唐末，可见唐后期节度参谋并非完全居于将校之末，其地位高下不一，不可一概而论。
作为藩镇幕府的僚佐，都要带有兼官、检校官或试官，谓之带职，以表示幕佐的等级与地位。从带职的角度也可借以判断节度参谋的地位。首先来看它的兼官，安史之乱前后品级较高，如《李史鱼墓志铭》云：“拜公殿中侍御史，参安禄山范阳军事。……相国张平原镐以状闻，复授侍御史、摄御史中丞，充河南节度参谋、河北招谕使”[52]，他的兼官从殿中侍御史起，中经侍御史，最后爬升到御史中丞，并且兼任河北招谕使，地位甚高。而在安史乱后，史载韦处厚之“父万，监察御史，为荆南节度参谋”，元结被“擢右金吾兵曹参军、摄监察御史，为山南西道节度参谋”[53]；墓志所见张士陵被“淮南节度王公锷署为参谋，改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王仲堪被“节使嘉之，俟其硕画，乃奏充节度参谋，拜监察御史”[54]，其兼官均为品级最低的监察御史。其次来看检校官，它们名目较多，官品高下不等，如校书郎（正九品上）、太子清道兵曹参军（从八品下）、大理评事（从八品下）、金吾卫兵曹参军（正八品下）、协律郎（正八品上）、[55]员外郎（从六品上）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员外郎，这不仅是因为其品级远高于他官，而且在史籍中出现频率最多。例如，剑南节度参谋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人称“杜工部”；甄济被“来瑱辟为陕西、襄阳参谋，拜礼部员外郎”[56]；徐浩《古迹记》记载“检校户部员外郎、宋汴节度参谋窦皋”[57]，《李景业墓志铭并序》云：“丞相固言以门下侍郎出镇西蜀，奏景业以检校吏部员外郎、参节度军谋事”[58]，均属其例。除了带有员外郎之检校官，许多参谋在离开藩镇幕府以后，往往入朝实际担任员外郎。《王仲舒神道碑铭》云：“又移荆南，因佐其节度事，为参谋，得五品服。放迹在外积四年。元和（806—820）初，收拾俊贤，征拜吏部员外郎。”[59]作为一个节度参谋，他能够得到五品朝服，即文散官达到从五品下的朝散大夫，并且入朝为吏部员外郎，可见其地位颇高。如果考虑到王仲舒原来就任吏部员外郎，遭外贬后再回朝官复原职的话，那么高锴“辟河东府参谋，历吏部员外郎”[60]，则是入朝为吏部员外郎的更佳例证。《马卢符墓志》云：“拜殿中侍御史，充昭义军节度参谋，召为太子左赞善大夫，迁主客员外郎。”[61]他入朝为太子左赞善大夫，为正五品上，官品虽然高于从六品上的主客员外郎，但地位却不如后者剧要，所以后来续迁为主客员外郎。于此可见，许多节度参谋在幕府中带有员外郎之检校官，或者入朝后直接担任员外郎，是当时较为常见的现象或迁转途径。到了五代，由于带职急剧贬值，即使品级极高的检校、兼官，如前面提到的归义军行军参谋翟奉达，检校官为国子祭酒，兼官为御史中丞，官品都非常高，却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藩镇文职僚佐的排序基本上是固定的，只有行军司马与节度副使、参谋与掌书记发生过变动，这也是行军司马及参谋被提议废罢的原因。关于行军司马与节度副使的关系，自从杜佑以来学者多有论述，兹不多言，今仅就参谋与掌书记的关系略作辨证。《通典·职官典十四》[62]、《旧唐书·职官志三》[63]、《新唐书·百官四下》[64]、《册府元龟·幕府部》[65]所记节度使府僚佐的位序，参谋均在掌书记之下，这应当是中唐杜佑以来史家的认识，符合唐后期五代的事实状况。而在此之前，甚或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参谋的地位往往高于掌书记，诚可谓“非多学深识者，莫居是选”。[66]贞元十六年（800）十二月敕曰：
诸道观察、都团练、防御及支度、营田、经略、招讨等使，应奏副使、行军、判官、支使、参谋、掌书记、推官、巡官，请改转台省官，宜三周年以上与改转。其缘军务急切、事迹殊常，即奏听进止。[67]
又，元和二年（807）五月，中书门下举当年正月敕文上言：
诸道及诸司副使、行军司马、判官、参谋、掌书记、支使、推官、巡官等，有敕充职掌，带检校五品已上官及台省官，三考与改转，余官四考与改转。[68]
这两处参谋的排序都在掌书记之前，这一位序亦见于元和十二年（817）九月十二日所立的武宁军节度使《使院新修石幢记》，在节度使李愿之下镌刻了幕府僚佐的官衔及人名：
摄节度副使高瑀；
行军司马李进贤；
摄营田副使刘元鼎；
节度判官谭藩，观察判□□□寮，支度□□□，营田判官何授、郭行余；
节度参谋赵季黄；
节度掌书记王参元、张胜□；
观察推官□□□、张仲举，摄观察推官郑据；
节度巡官阎颜，摄节度巡官独□□，□□巡官□□，摄支度巡官郑翱，营田巡官、摄支度推官吴植。[69]
石云涛指出，这份“武宁军节度使下之僚佐排列顺序更清楚地反映了方镇僚佐的地位高低”。[70]从这份名单的排序来看，节度参谋赵季黄的地位次于副使、行军司马、判官，而在掌书记、推官、巡官之上。赖瑞和将判官定位于中层文官，掌书记、推官、巡官为基层文官[71]，但未列参谋。《郡斋读书志》卷一八《别集类中》有《符载集》，称他“继辟西川韦皋掌书记、泽潞郄士美参谋”。[72]继韦皋（785—805年在位）之后不久，刘辟（805—806年在位）为剑南西川节度使，后者发动叛乱时，“发兵署牒，首曰辟，副曰式，参谋曰符载”。[73]这里在节度使、副使之下只提到参谋，足见参谋在军事动乱时期地位之重要。符载在剑南西川先为韦皋掌书记，次为刘辟参谋，后到泽潞仍任郄士美参谋，表明参谋的地位高于掌书记。
不过在更多的时候，尤其是越到后来，参谋的地位要比掌书记低。建中三年（782）五月，范阳节度使朱“滔行至宗城，掌书记郑云逵、参谋田景仙弃滔来降”[74]，从其排序书写来看，掌书记应高于参谋。《唐会要》卷七五《选部下·杂处置》云：
（贞元）九年（793）十二月制：自今已后，应诸色使行军司马、判官、书记、参谋、支使、推官等，使罢者，如是检校试五品已上，不合于吏部选集，并任准罢使郎官、御史例，冬季闻奏。[75]
这里，参谋居于掌书记之后，而在支使之前，这一位序正好符合李涪所言“宜于管记、支使之间”。[76]《诸葛武侯祠堂碑》阴面所刻《杨嗣复等祠祭题名并诗》开列如下名单：
节度判官、侍御史内供奉郭勤；
观察支使、监察御史里行李行张洙；
节度掌书记、试大理评事、兼监察御史山□；
节度推官、监察御史里行李宏休；
节度参谋、试大理评事卢懿；
摄安抚巡官、前守秘书省正字韦□□。
丁巳年（837）八月祠祭毕，因题。 临淮。
检校吏部尚书、兼御史大夫杨嗣□。[77]
大和九年（835）“三月，以嗣复检校户部尚书、成都尹、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观察处置等使”[78]，则其举行祠祭的丁巳年当为开成二年（837）。这里节度参谋卢懿在排序上低于掌书记与观察支使，甚至连推官也排在他的前面，但仍高于位居最末的巡官。[79]
赖瑞和认为：“节度参谋并非释褐官，它在幕府官制的排位，一般在推官之上，和掌书记不相上下”[80]，是很有道理的，不过还要作具体的分析。掌书记是军中喉舌，负责草拟表笺文状，是不可或缺的文职僚佐，地位十分稳固；而参谋则起伏变化较大，起初的位序往往高于掌书记，但越到后来地位越低，甚至沦落到推官之下，盖即所谓“仍居将校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