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区与城郊居民的社会构成

历史文献并没有提供济宁城区与城郊职业构成的准确信息，但乾隆五十年（1785）州志讲到了一个新移民对居住环境选择的有趣故事：

臧子彦曰：旭窗陈先生祖，南阳人，与高姓祖同来卜居。至济州关南，则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高氏祖遂居之。先生之祖曰：“此地可致富，非吾志也。”于是入城，观东南隅，多有子弟效梨园者，曰：“后日子弟必有度曲忘学者。”去之。观西南隅，多有子弟聚赌博者，曰：“后日子孙必有博簺废学者。”又去之。观东北隅，多有子弟乐酣饮者，曰：“后日子孙必有沉湎荒学者。”又去之。至西北隅，见其地人罕，曰：“此可以居矣。”遂卜居焉……济人至今传之。^[75]

尽管这个故事蕴含着“孟母三迁”式的道德寓意，但主人公的迁居经历折射出各种职业民众在城中工作、活动、居住的空间分布信息，也表明新迁进者在城内、城外似乎有选择居住地的些许自由，意味着城市居民与外来者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交合的可能性。^[76]

明清济宁城区与城郊社区存在着复杂的、层叠的社会职业结构以及各种城市社会组织。散见的证据显示在这个人口稠密的城市里的旅居和流动人口中，商人们扮演着一个在经济生活领域里富有活力的角色。其他职业包括官吏及其仆役、士兵、搬运工、经纪人、店铺主及其伙计、工场和作坊主、宗教人士、流民、力夫、盗匪、长短期雇工、伙计、工匠，各色人等，不一而足。

与作为兖州府府治的滋阳城相比，济宁的内城略小些，但外城即郊区则大得多。也可以肯定的是济宁的城区与城郊工商业人口数量要大得多，常住的和流动的工商业人口的比重更高，城市社会更复杂。基于济宁工商人口及其活动的概况，我们有理由认为商品化和城市化支撑了人口增长；特别是城郊人口的增长，反映了真正的社会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