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训》与《大明律》
洪武一朝，明太祖朱元璋多次将《祖训录》、《皇明祖训》与《大明律》并列论述。洪武六年（1373），《祖训录》初成。在序言中，明太祖称：“盖自平武昌以来，即议定著律例，损益更改，不计遍数，经今十年，始得成就，颁而行之，民渐知禁。至于开导后人，复为《祖训录》一编，立为家法。”[48]洪武后期，《祖训录》经过修订，以《皇明祖训》为名出版，这一说法仍然保留。[49]洪武二十八年（1395）六月己丑，明太祖御奉天门敕谕文武群臣，规定“以后嗣君统理天下，止守《律》与《大诰》”。又曰：“皇亲国戚有犯，在嗣君自决，惟谋逆不赦，余犯轻者，与在京诸亲会议，重者与在外诸王及在京诸亲会议，皆取自上裁。其所犯之家，止许法同举奏，并不许擅自逮问。”可以享受这一司法特权的合议亲戚，“朕皆已著之《祖训》”。[50]
与此相应，《皇明祖训》第一条规定：“凡王所守者祖法，如朝廷之命合于道理，则惟命是听。不合道理，见《法律》篇第十二条。”[51]《皇明祖训·法律》第十二条规定：“凡朝廷使者至王国……言语非理，故触王怒者，决非天子之意，必是朝中奸臣使之离间亲亲。王当十分含怒，不可辄杀，当拘禁在国，鞫问真情，遣人密报天子。天子当询其实，奸臣及使俱斩之。”[52]不仅明确宗藩的司法特权，而且明确规定宗藩所守之法为具有特殊性质的“祖法”，与一般的“朝廷之命”不同。
《祖训》以家法出现，集中关注宗藩及其行为，其中具体规定了宗藩的司法管理，明确宗藩与一般臣民在司法上的区别。从司法程序来说，《皇明祖训》规定，若亲王和宗室之家犯罪，并不许一般司法官吏介入。在国家司法体系内具有纠举职责的风宪官，若“以王小过奏闻，离间亲亲者，斩。风闻王有大故，而无实迹可验，辄以上闻者，其罪亦同”。[53]但凡亲王有过，重者，要召至京城，宣召者首先为“皇亲或内官”，三次不至，再遣“流官同内官”召之至京。果有实迹，要先由“在京诸皇亲及内官陪留十日”，“五见天子”，“然后发放”。就审讯过程而言，亲王宗室的主审在天子，即所谓“天子亲谕以所作之非”。其间，“虽（亲王）有大罪，亦不加刑”。最后，亲王宗室的处罚在国家的一般刑罚体系，即五刑之外。《皇明祖训》明确规定，宗藩犯罪，“重则降为庶人，轻则当因来朝面谕其非，或遣官谕以祸福，使之自新”。[54]
与《祖训》相对应的《大明律》，则以一般臣民为主要规范对象，以“统理天下”为目标，以“朝廷之命”为特征，其中并不包括宗藩作为犯罪主体的条目。《大明律》中直接提及宗藩的条目仅《吏律》“制书有违”下一条、《兵律》“擅调官军”一条以及《刑律》“诈传诏旨”一条，[55]其中亲王宗藩只作为受害者出现。所以以上涉及亲王宗藩的条目，其犯罪主体与惩治的对象仍是一般臣民，而不是亲王宗藩。此外，《刑律》“皇家袒免以上亲被殴”条涉及宗藩，与上述条目具有相似的特征。[56]《名例律》“应议者犯罪”条规定，“凡八议者犯罪，实封奏闻取旨，不许擅自勾问。若奉旨推问者，开具所犯及应议之状先奏请议，议定奏闻，取自上裁”。[57]此条目也涉及宗藩成员，条目设立的目的则在于从程序和内容上确定“八议”人员在司法程序上的特殊性，保护宗亲的司法利益，并不以规范宗亲行为为目的。因此，总体来说，亲王宗藩并不是《大明律》条目规范的对象，他们在《大明律》所设定的规范对象之外。
《祖训》与《大明律》因此分别成为家法与国法，或者说私法与公法的代表。《大明律》代表国家一般法律系统，治理一般臣民；而《祖训》则代表家法，规范宗藩。
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第二子秦王朱樉去世。太祖亲书《谕祭秦王祝文》，其中指责秦王行为不端，屡次违反《祖训》，最后指出，“观尔之为，古所未有，论以公法，罪不容诛”。[58]朱元璋表达得十分清楚：若是依据朝廷根本大法，比如《大明律》的规定，秦王的行为至于得到极刑的惩治。但是作为皇子，他受家法约束，因此得到这一私法的庇护，秦王因此才得以天年。
正统初年，靖江王朱佐敬与其弟奉国将军朱佐敏互相讦奏。皇亲英国公张辅等奉旨先对王府府属及内使进行审问。罪状确定之后，张辅等要求逮治佐敬。正统皇帝答复：“府属内使治如律，佐敬等念是宗亲，其以敕切责。如不悛，朕当论以《祖训》，不曲宥也。”[59]比较典型地体现了这种分别而治的司法状况。即，王府宗室受《祖训》规范，有过宗藩的处罚由皇帝钦定。而一般臣民，包括王府官员、人役，则受《大明律》规范，依据《大明律》确定其惩治的方式和力度。
当然，宗藩与非宗藩成员的分别议处也并不绝对。《大明律》“应议者犯罪”条给予宗藩司法特权，即应议者犯罪，其审理需要经过多官会议，议定之后再行奏请，取自上裁。但是这一条目同时也规定，“其犯十恶者，不用此律”。[60]《大明律》所定“十恶”之首为“谋反”，即“谋危社稷”；第二为“谋大逆”，即“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61]也就是说，若宗藩有谋逆之举，威胁帝室，朝廷当将宗藩一体纳入国家司法的体系，以国法惩治。永乐十五年（1417）正月，楚王等议定谷王橞罪状，确认谷王“违弃《祖训》，阴结恶党，谋为不轨”，指出谷王此罪“天地之所不容，祖宗之所不佑，国法之所不恕者”，要求“按法诛之”。永乐皇帝收到楚王等人的审理意见后，一方面认为楚王等说的在理，“治以国法固是正论”；同时指出：“然朕于同气，宁失之厚”。侍臣进言，认为谷王谋逆，“背恩叛义”，所以皇帝不应该“以私亲废公法”。[62]同样，宣德二年（1427），晋王以同谋危害朝廷等罪被废为庶人，皇帝也以“不敢以私亲废大义”为辞。[63]可见，从司法政策到司法实践，分别议处存在限制。如果宗藩所犯罪行极重，朝廷可以不再考虑分别议处的原则，而以国法惩治宗藩。
其次，洪武后期，朝廷也明确表明：朝廷之法虽然不及宗藩本身，但是王府，包括王府内的官吏、人役以及藩国内的百姓，则都在朝廷之法的控制之内。这与洪武前期的情况明显有别。从形成于洪武初期的《祖训录》看，不仅宗藩本身独立于国家司法体系之外，在其藩国之内，宗藩还获得独立的司法权力，对王府官吏和藩国内的百姓独立司法，不受朝廷法律与司法体系的限制。比如，《祖训录》一条规定：“凡亲王所自用文武官吏并军士，生杀予夺，从王区处，朝廷毋得干预。”[64]即，王府对其属官具有直接的、完全的司法权力。又一条规定，“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人民，敢有违犯及侮慢王者，从王区处，朝廷及风宪官毋得举问”。[65]
从《祖训录》到洪武后期成书的《皇明祖训》，《祖训》内容几度修改。[66]就其中包括的《法律》部分而言，从《祖训录》到《皇明祖训》相关内容的变化，显示出朝廷对王府宗藩司法权力进行限制的特征。在《皇明祖训》中，以上两条条目有明显的改变。有关王府属官的司法一条，在《皇明祖训》中改为：“如或文武官员犯法，王能依律剖判者，听。法司毋得吹毛求疵，改王决治。”[67]对于“律”的强调，保证了针对王府属官的司法不完全脱离国家的司法格局。关于王国内百姓的司法一条则改成：“凡王所居国城及境内市井乡村军民人等，敢有侮慢王者，王即拿赴京来，审问情由明白，然后治罪。若军民人等，本不曾侮慢其王，左右人虚张声势，于王处诬陷良善者，罪坐本人。”[68]这样，朝廷也将宗藩对藩国内百姓的司法权收回。
与此同时，《皇明祖训》还明确规定：“凡王国内，除额设诸职事外，并不许延揽交结奔竞佞巧知谋之士，亦不许接受上书陈言者。如有此等之人，王虽容之，朝廷必正之以法。”[69]明确表明宗藩的司法权力存在限制，朝廷之法可以深入藩府、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