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论文
1.“Imagined Reality:Urban Space and Sui-Tang Beliefs in the Underworld,”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Volume 1,Issue 4,2015.pp.1-42.
2.孙英刚：《从五台山到七宝台：高僧德感与武周时期的政治宣传》，《唐研究》第2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
3.孙英刚：《李承乾与普光寺僧团》，日本《唐代史研究》第18号，2015年。
4.孙英刚：《佛教典籍中的一位希腊君王》，《读书》2015年第8期。
5.孙英刚：《武则天的七宝：佛教转轮王的图像、符号及其政治意涵》，《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2期。
6.孙英刚：《“洛阳测影”与“洛州无影”——中古知识世界与政治关联性之一例》，《复旦学报》2014年第1期。
7.孙英刚：《无年号与改正朔：安史之乱中肃宗重塑正统的努力——兼论历法与中古政治之关系》，《人文杂志》2013年第2期。
8.孙英刚：《隋唐长安寺院长生畜禽考》，《世界宗教研究》2013年第2期。
9.孙英刚：《“辛酉革命”说与龙朔改革——7—9世纪的纬学思想与东亚政治》，《史学月刊》2013年第7期。
10.孙英刚：《神文时代：中古知识、信仰与政治世界之关联性》，《学术月刊》2013年第10期。
11.孙英刚：《转轮王与皇帝——佛教王权观对中古君主概念的影响》，《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11期。
12.孙英刚：《佛教与阴阳灾异：武则天明堂大火背后的信仰及政争》，《人文杂志》2013年第12期。
13.孙英刚：《从“众”到“寺”：隋唐长安城佛教中心的成立》，《唐研究》第19卷，2013年。
14.孙英刚：《佛教对本土阴阳灾异说的化解——以地震与武周革命为中心》，《史林》2013年第6期。
15.孙英刚：《瑞祥抑或羽孽：“五色大鸟”与汉唐间的政治宣传》，《史林》2012年第4期。
16.孙英刚：《幽冥之间：“见鬼人”与中古社会》，《中华文史论丛》2011年第2期。
17.孙英刚：《南北朝隋唐时代的金刀之谶与弥勒信仰》，《史林》2011年第3期。
18.孙英刚：《“太平天子”与“千年太子”：6—7世纪政治文化史的一种研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19.孙英刚：《西方学术话语与东方史学脉络：以“Medieval”为例》，《人文杂志》2010年第2期。
20.孙英刚：《想象中的真实：隋唐长安的冥界信仰和城市空间》，《唐研究》第15卷，2009年。
【注释】
[1]（唐）道宣撰：《续高僧传》卷19《唐京师清禅寺释法应传》，《大正藏》第50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第580页上。
[2]相关讨论参看[日]常盘大定：《周末隋初に于ける菩萨佛教の要求》，《支那佛教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41年，第229页；[日]山崎宏：《隋の高祖文帝の佛教治国策》，《支那中世佛教の展开》，东京：清水书店，1947年，第305页；又山崎宏：《隋の大兴善寺》，《隋唐佛教史の研究》，京都：法藏馆，1967年，第59页；[日]鎌田茂雄：《中国佛教史5·隋唐の佛教（上）》，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10—31页；蓝吉富：《隋代佛教史述论》第三章第二节“隋代佛教的特殊组织——二十五众与五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99—102页。
[3]《隋の大兴善寺》，第59页。
[4]《隋代佛教史述论》，第99页。
[5]（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2，《大正藏》第49册，第101页下。
[6]《隋の高祖文帝の佛教治国策》，第301—302页。
[7]《历代三宝纪》卷12，第106页下。
[8]《续高僧传》卷18，《大正藏》第50册，第549页上。
[9]《周末隋初に于ける菩萨佛教の要求》，第229页。
[10]（宋）宋敏求：《长安志》卷7“大兴善寺”，《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110页。
[11]《续高僧传》卷17《隋京师清禅寺释昙崇传》，《大正藏》第50册，第568页上—569页上。
[12]唐贞观十一年（637）神州遗僧释迦道宣缉叙《乾封二年（667）重更条理》：《量处轻重仪》，《大正藏》第45册，第845页下。
[13]鎌田茂雄显然已经认为，开皇七年（587）召集六大德入大兴城，设置五众、二十五众等佛教组织，都应该放在隋文帝复兴佛法的脉络里理解。（《中国佛教史5·隋唐の佛教（上）》，第10—31页）
[14]直到唐代中后期，太原王氏还将昙延作为自己世家大族的骄傲进行敷演，贞元时期，太原王氏子孙王颜撰《追树十八代祖晋司空太原王公神道碑铭》，列举太原王氏著名成员，就提到昙延云：“僧昙延有奇表，身长八尺，见《高僧传》，蒲州桑泉人也。或有《延公赞》曰：‘德与天全，身居佛半。’”（参看《全唐文》卷545，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30页）所谓“身居佛半”，是指昙延身材高大，这一点史料多有提及，尤其是跟佛教灵验感通故事有关，参看后文的论述。
[15]大统年，西域献佛舍利，太祖以僧妙弘赞着续，送令供养，可见对其相当重视。昙延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北周君主所信赖。（参看《续高僧传》卷8《周蒲州仁寿寺释僧妙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6页上）
[16]《续高僧传》卷8《隋京师延兴寺释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8页上。
[17]以上记载，参看《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8页中—下。直到《北山录》的时代，挫败周弘正的故事，依然被反复叙说。（参看梓州慧义寺沙门神清撰、西蜀草玄亭沙门慧宝注《北山录》卷9，《大正藏》第52册，第627页下）
[18]（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14《释老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059页。
[19]（唐）魏征等撰：《隋书》卷27《百官中》，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758页。
[20]直到唐宝历时，薛重元撰《硖石寺惠（慧）远法师遗迹志》云：“大隋受命，出诣上京。文帝始引昙延为大师，诏公掌校译经。”也可知慧远的官方地位不如昙延。（参看《全唐文》卷739，第7641页）
[21]《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8页下。当时昙延是新度一百二十个菩萨僧之一，而且“预在上班”，但是昙延“仍恨犹同俗相，还藏林薮”。
[22]道宣在别处撰云：“于时昙延法师，是称僧杰，升于正殿而授帝菩萨戒焉。”（唐）道宣撰：《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大正藏》第52册，第379页上。
[23]《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宋咸淳四明东湖沙门志盘撰：《佛祖统纪》卷39（《大正藏》第49册，359页中）也正是将隋文帝开启复兴佛法归于“沙门昙延谒见，劝兴复佛法”。
[24]《续高僧传》卷2《隋西京大兴善寺北天竺沙门那连耶舍传》，《大正藏》第50册，第433页上。有关讨论参看王亚荣：《大兴城佛经翻译史要》，收于《长安佛教史论》，宗教文化出版社，2005年，第121—129页。
[25]支谦译：《佛说申日经》，《大正藏》第14册，第819页中。
[26]此类研究甚伙，兹不赘述。参看烈维（Sylvain Lévi）著，冯承钧译：《大藏方等部之西域佛教史料》，《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2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221—222页；[日]藤善真澄：《末法家としての那连提黎耶舎——周隋革命と徳护长者経》，《东洋史研究》第46卷1号，1987年，第29—56页。
[27]《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8页上。
[28]（宋）赞宁等撰：《宋高僧传》卷25《唐河中府柏梯山文照传》，《大正藏》第50册，第868页下。
[29]（唐）释道世撰：《法苑珠林》卷24，《大正藏》第53册，467页下。类似记载也见于唐麟德元年（664）终南山释道宣撰：《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下，《大正藏》第52册，第428页下。
[30]参看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132页；马世长：《莫高窟第323窟佛教感应故事画》，《敦煌研究》1981年第1期，第80页。
[31]《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上—中。
[32]据宋敏求《长安志》，延兴寺原为南朝萧梁后裔族居之地，后梁太尉吴王萧岑舍宅为寺。不过，《长安志》记载显然不正确。根据道宣的记载，在建城之初，昙延僧团就已经由隋文帝下敕得到了广恩坊的这块地，次年就建立了延兴寺。所谓萧氏舍宅，应该是在原先寺院的基础上增加。隋朝灭亡后，萧琮还舍宅入寺，成为延兴寺的东院。相关记载参看《长安志》卷10，《宋元方志丛刊》第1册，第128页。
[33]《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中。
[34]《续高僧传》卷8《昙延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下。
[35]道逊虽然没有记载说是河东人，但是从其跟随昙延学习，又居于蒲州仁寿寺来看，也当属蒲州僧人。
[36]此碑原在栖岩寺山门侧建的碑亭内，后移置蒲州城南宝神庙内，现存永济市博物馆。碑通高2.03米，宽0.98米，厚0.44米，相关介绍参看姚雅欣：《从隋<栖岩道场舍利塔碑>看蒲州佛教》，《文物世界》2005年第4期，第26—28页。
[37]相关记载参看《续高僧传》卷12《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童真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7页下—518页上。
[38]《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延兴寺释慧诞传》，《大正藏》第50册，第671页中。
[39]前一种称呼参看《法苑珠林》卷65，《大正藏》第53册，第787页上。道世云：“唐武德初中有醴泉县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来，常修斋戒，诵念《观世音经》过逾千遍。每在京师延兴寺玄琬律师所，修营功德，敬造一切经。”后一种称呼参看《法苑珠林》卷100，《大正藏》第53册，第1023页上。
[40]《续高僧传》卷22《唐京师普光寺释玄琬传》，《大正藏》第50册，第616页上—617页下。
[41]有关讨论，参看孙英刚：《夸大的历史图景：宗派模式与西方隋唐佛教史书写》，收于朱政惠、崔丕主编《北美中国学的历史与现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3年，第361—373页，转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13年7月3日（第470期）。
[42]参看（唐）法琳：《辩正论》卷4，《大正藏》第52册，第518页；（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2，《大正藏》第52册，第415页。
[43]《续高僧传》卷15《唐京师普光寺释法常传》，《大正藏》第50册，第540页下—541页中。
[44]《续高僧传》卷15《唐京师慈恩寺释道洪传》，《大正藏》第50册，第547页上—中。
[45]前一种称呼参看《法苑珠林》卷65，《大正藏》第53册，787页上。道世云：“唐武德初中有醴泉县人，姓徐名善才，一生已来，常修斋戒，诵念《观世音经》过逾千遍。每在京师延兴寺玄琬律师所，修营功德，敬造一切经。”后一种称呼参看《法苑珠林》卷100，第1023页上。
[46]杜斗城：《敦煌慧远述评》，《法音》1988年第9期，第32—38页。《隋净影寺沙门惠远和尚因缘记》叙事多与道宣《续高僧传》不同，比如道宣记其为敦煌李氏，而《因缘记》记其为敦煌张氏；另外《因缘记》还说他“直入庐山，而求佛道”，显然是把敦煌慧远和东晋庐山慧远混为一谈了。这也反映了敦煌当地有关佛教知识的一般水平。
[47]关于慧远的著述丰富，参看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7页。写于隋大业九年（613）的P.2091《胜鬘义记卷下》题记云：“释慧远撰之也/大隋大业九年八月五日/沙门昙皎写之、流通/后世校竟了/经疏卷之下。”录文参见池田温编《中国古代写本识语集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90年，第176页，编号473。
[48]近年新出土的《慧光墓志》葬于东魏元象元年（538）五月，该志现存正定墨香阁，系藏家于2002年夏购入，卖者称出于河南安阳北郊。参看赵生泉：《东魏<慧光墓志>考》，《文物春秋》2009年第5期，第41—47页。
[49]《续高僧传》卷8《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下—490页上。
[50]《续高僧传》卷8《隋京师净影寺释慧远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下—490页上。
[51]有关记载参看《续高僧传》卷10《隋西京大禅定道场释灵璨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6页中—下。
[52]《续高僧传》卷12《唐京师大总持寺释慧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20页中—下。
[53]《续高僧传》卷10《灵璨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6页下。
[54]《续高僧传》卷12《善胄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9页下。
[55]《续高僧传》卷12《唐京师胜光寺释辩相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9页下—520页上。
[56]《续高僧传》卷8《隋相州演空寺释灵裕传》，《大正藏》第50册，第489页上。灵裕撰写有《十德记》，是较早的僧传，但是道宣对其评价不高，认为它“偏叙昭玄师保，未奥广嗣通宗”，也就是说偏重于描述具有官方职位者，而没有讲述学识传承。参看道宣《续高僧传序》，第425页中。
[57]比如善胄的弟子慧威，“著名京室”，却住大总持寺，同上。另外其他五大德僧团也是一样的情况，道宣作为洪遵第三代弟子，已经完全独立，与之前洪遵崇敬寺并无密切关系，反而长期担任新兴起的西明寺的上座。
[58]一个个案的研究，参看孙英刚：《长安与荆州之间：唐中宗与佛教》，收于荣新江主编《唐代宗教信仰与社会》，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第125—150页。
[59]《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大兴善寺释宝宪传》，《大正藏》第50册，第672页上。
[60]《续高僧传》卷9《隋西京空观道场释慧藏传》，《大正藏》第50册，第498页上。
[61]《续高僧传》卷10《隋西京禅定道场释僧朗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7页下—508页上。
[62]开皇十七年（597）翻经学士臣费长房撰《历代三宝纪》卷12记载：“到十二年（592），翻书讫了，合得二百余卷。进毕，尔时耶舍先已殁亡，仍敕崛多专主翻译，移法席就大兴善寺。更召婆罗门沙门达摩笈多，并遣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翻。又僧置十大德沙门僧休、法粲、法经、慧藏、洪遵、慧远、法纂、僧晖、明穆、昙迁等。”（参看《大正藏》第49册，第104页中）除了慧藏之外，僧休、洪遵、慧远、昙迁等大德也全数在内，这基本反映了他们当时在佛教界的地位。
[63]《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经藏寺释智隐传》，《大正藏》第50册，第668页上—中。
[64]《续高僧传》卷10《隋西京真寂道场释法彦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5页中—下；《法苑珠林》卷24，《大正藏》第53册，第468页上—中，记载略同。
[65]《续高僧传》卷12《唐京师大总持寺释宝袭传》，《大正藏》第50册，第520页上—中。
[66]《续高僧传》卷12《唐京师大总持寺释宝袭传》，《大正藏》第50册，第520页上—中。
[67]《续高僧传》卷13《唐蒲州栖岩寺释道杰传》，《大正藏》第50册，第529页中。
[68]（唐）慧立本、彦悰撰定：《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正藏》第50册，第222页中。
[69]《续高僧传》卷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1页中。
[70]《续高僧传》卷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3页上。
[71]《续高僧传》卷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3页上—中。
[72]《续高僧传》卷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3页中。
[73]《续高僧传》卷18《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3页下—574页上。
[74]（唐）法藏集：《华严经传记》卷3《唐蒲州普齐寺释道英》，《大正藏》第51册，第161页下。
[75]《华严经传记》卷3《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灵辨》，《大正藏》第51册，第163页上。
[76]《续高僧传》卷14《唐终南山至相寺释智正传》，《大正藏》第50册，第536页中。
[77]《续高僧传》卷20《唐京师弘法寺释静琳传》，《大正藏》第50册，第590页中。
[78]《续高僧传》卷20《唐京师大庄严寺释道哲传》，《大正藏》第50册，第588页下。
[79]《续高僧传》卷12《隋终南山悟真寺释净业传》，《大正藏》第50册，第517页中。
[80]以上记载，参看《续高僧传》卷21《隋西京大兴善寺释洪遵传》，《大正藏》第50册，第611页上—612页上。
[81]《续高僧传》卷22《唐京师弘福寺释智首传》，《大正藏》第50册，第614页中。
[82]洪遵先后于仁寿二年（602），送舍利于卫州之福聚寺；仁寿四年（604），于博州起塔。而且隋文帝下敕令其知大兴善寺任，大业四年（608）卒于寺。（参看《续高僧传》卷21《隋西京大兴善寺释洪遵传》，《大正藏》第50册，第612页上）
[83]这里的“五众”显然是指昙崇众，五众是泛指，而非五个众的意思。
[84]《续高僧传》卷17《昙崇传》，《大正藏》第50册，第568页上—569页上。
[85]《续高僧传》卷17《昙崇传》，《大正藏》第50册，第568页上—569页上。
[86]《续高僧传》卷10《隋西京海觉道场释法总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5页下—506页上。
[87]《续高僧传》卷15《唐京师弘福寺释玄会传》，《大正藏》第50册，第542页下—543页上。
[88]《续高僧传》卷15《唐京师慈悲寺释行等传》，《大正藏》第50册，第543页上。
[89]《续高僧传》卷18《释昙迁传》，《大正藏》第50册，第573页。
[90]除了汤武革命的暴力模式、尧舜的禅让模式外，完成天命转移的“革命”还与历法有关，为纬学所倡导，可称为“干支革命”，即强调某些特殊的时间节点，具有强烈的“革命”或者“革政”（革令）的力量。参看孙英刚：《“朔旦冬至”与“甲子革令”：历法、谶纬与隋唐政治》，《唐研究》第18卷，2012年，第21—48页。
[91]《菩萨戒经》之一的《梵网经卢舍那佛说菩萨心地戒品第十卷下》说得很清楚：“佛言：若佛子，欲受国王位时，受转轮王位时，百官受位时，应先受菩萨戒。”隋代及唐初的皇帝和太子等皇室成员，多受此戒。隋文帝、炀帝、元德太子、唐太宗、李承乾等等都受过菩萨戒。这一问题仍有探讨的空间。
[92]《剑桥中国秦汉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940页。另可参看芮沃寿（Arthur Wright）“The Foundation of Sui Ideology，581—604”，John Fairbank，Chinese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Chicago，1957，p.86.
[93]《金石萃编》卷38《隋一·龙藏寺碑》，第646—648页。关于龙藏寺碑庾北周和隋代政治关系，参看颜尚文：《隋<龙藏寺碑>考（一）——定州地区与国家佛教政策关系之背景》，《第二届国际唐代学术会议论文集》，北京：文津出版社，1993年，第937—969页。
[94]《金石续编》卷3《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第3057—3059页。又见于《八琼室金石补正》卷26<大隋河东郡首山栖岩道场舍利塔之碑>，第4420—4423页。
[95]韩理洲辑校：《全隋文补遗》卷2《宝泰寺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67页。
[96][日]仓本尚德：《北朝造像铭における转轮王关系の用语の出现》，《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60卷第1号，平成二十三年（2011）十二月，第16—19页。比如赵郡王高叡定国寺碑，“属大齐之驭九有，累圣重规，义轩之流，炎昊之辈，出东震、握北斗、击玉鼓、转金轮”。（颜娟英主编：《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中央研究院”史语所，2008年，第152页）
[97]《集古今佛道论衡》卷乙，《大正藏》第52册，第379页上。
[98]杜斗城、孔令梅：《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有关问题的再探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第21—33页。相关讨论，还可参看游自勇：《隋文帝仁寿颁天下舍利考》，《世界宗教研究》2003年第1期，第24—30页。
[99]《续高僧传》卷9《隋京师大兴善道场释僧粲传》，《大正藏》第50册，第500页中—501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