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社会的特点
民国承接晚清，中国社会仍处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阶段，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都经历着一系列巨大的变化。
其一，是国家政治发生了重大变革，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出现了共和制度。
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的统治，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使民主共和国的旗帜在中华大地上高高飘扬。虽然这一革命的胜利成果很快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所篡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并未因此而改变，新建立起来的民国最终沦为一块有名无实的招牌。但是，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毕竟宣告覆灭，共和国成为社会认可的合法政权形式。整个民国时期，除了袁世凯和张勋两次短命的复辟外，中国在名义上一直维持着民主共和的政治形式。这种政治制度的变革，成为民国社会的一大标志，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其二，是中国社会革命的性质发生了质变，新民主主义革命取代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并最终在全国取得胜利。
封建王朝的覆灭，为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较为有利的国内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又使帝国主义列强无暇东顾，放松压迫，因此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在20世纪20年代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随之壮大，从而为中国革命性质的转变提供了阶级基础。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又使其拥有了变革社会的强大武器。经过五四运动，无产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中国的历史舞台，并建立了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它以其坚定的革命性取代了两面性极强的民族资产阶级，成为民主革命的领导力量，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失去前途，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应运而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0多年的浴血奋战，终于赢得了这一革命的胜利。
1912年1月临时参议院成立大会
其三，是各种政权分割并存、政党斗争异常激烈，呈现出比晚清时期更加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进入民国以后，清朝专制下的大一统政治被打破，袁世凯依靠强大的武力只是保持了短暂的统一，随着他帝制复辟的败亡，帝国主义也就失去了在华统治的共同工具，于是纷纷在中国扶植各自的代理人与走狗，以扩张其侵略势力。在列强的激烈争夺之下，中国出现了各派军阀纷争的局面。“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连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1]即使是1928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完成形式上的统一之后，地方实力派的力量仍然很强，与中央的矛盾对抗从未间断，中国政局极不稳定。除地方军阀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培植的殖民地傀儡政权（如伪满洲国）和汉奸政权（如汪伪政权），以及列强在上海等地霸占的租界之外，还存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政权。各种不同性质政权的并立，构成了中华民国政治的一大特色。
与此同时，各个阶级的政治代表，从各自不同的利益出发，基于不同的政治信念，建立了为数众多、性质各异的政党。有人描写民国初年的政党政派和社团时，如此写道：“集会结社，犹如疯狂，而政党之名如春草怒生，为数几近百。”[2]在国民党的专制统治下，这些政党和政团活动一度大为减少，到抗战后期又勃然而兴。为了不同的目标和利益，它们彼此展开了十分激烈的斗争，激荡着中国的政治风潮。在政党纷争的政治舞台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成为其中最为强大的政治势力，两党的关系构成20世纪20年代以后民国政治的主要线索。它们的对立与联合，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了至为关键的作用。其他党派的情况虽然复杂，但总是以这两大阵营为依托，或游离于两者之间。
其四，是民族灾难日益严重，以致面临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同时，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不断掀起反帝爱国运动的高潮，直至发动全民族的抗战，最终赢得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
民国时期，中华民族最为凶恶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从1915年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到扶植皖系同直系军阀争夺对中国的控制权，日本帝国主义一步一步地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全面的经济危机爆发后，它更是变本加厉，直接发动了一系列侵华战争，先后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华北危机等震惊全世界的侵略暴行。1931年侵占了我国东北，1937年进而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企图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国难当头，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中华儿女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之下逐步团结起来，他们前赴后继，以自己的热血与生命进行拼死的抗争，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民族救亡运动的巨浪。民国时期，这种民族救亡运动达到了最高潮，五四运动、五卅运动、一二九运动、抗日战争，构成了其中最为宏壮的篇章。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得到了空前的高涨，在救亡的大潮涌动之下，整个民族被空前的动员和组织起来，形成无比巨大的社会力量。经过民族解放战争，尤其是气势恢弘的全民抗战的胜利，中华民族实现了由衰弱走向振兴的历史转折。
其五，是资本主义经济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半殖民地化程度依然十分严重，并出现了左右全国经济命脉的官僚资本主义。
民国时期的经济，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一方面，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有了一定发展，并一度赢来自己的“黄金时代”，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进一步解体。另一方面，区域性小农经济仍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尤其是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竞相扩张在华的经济势力，加紧了对华的经济侵略。他们向中国大量倾销商品，扩大资本输出，继续对中国的经济命脉加以控制。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新军阀统治的确立，在中国社会经济成分中又产生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垄断资本，他们依靠帝国主义的支持，凭借其政治军事权力，巧取豪夺，迅速集中了巨大财富。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主义是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主义，它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经济基础。帝国主义侵略和四大家族的掠夺，使中国民族资本迅速发展的愿望最终破灭。民族工业不断衰败，农村经济也日益走向破产，下层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此期则出现了崭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式，完全表现出另外一种经济景象。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各地不平衡的状况也并未改变，整个经济发展水平呈现出由沿海沿江向内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格局，城乡差别十分严重。
此外，社会流动的范围急剧扩大、频率迅速加快，也是民国社会一个极其显著的特点。除了大规模的长期的国内战争和反侵略战争的原因之外，它与交通工具的发展和传播媒介的改进也有密切的关系。民国时期，中国传统的社会闭塞状态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打破，中外之间、城乡之间、各地之间、各民族之间、各阶级阶层之间，甚至一般男女之间的交往都较以往大大增多，形成一种不可阻挡的趋势。特别是中外交往，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中国更加融入了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传统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标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