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方面中国文化的外播
在哲学、宗教、史学、语言文字乃至科学技术等方面，中国文化对外也有传播。哲学方面，翻译、研究和阐释中国古代经典为其重要内容。以《易经》为例，这一时期，翻译和研究《易经》最有成绩的，首推德国汉学家卫礼贤。他在中国学者劳乃宣的协助下，将《易经》译成德文，于1924年正式出版。这一译本以思辨语言译出，经瑞士心理学大师荣格和著名作家黑塞的努力，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仅英译本就发行了100万册，在西方世界广为流传，至今仍是最有价值和影响的《易经》翻译。
荣格对卫礼贤的《易经》翻译十分推崇，他促使自己的学生将其转译出英文，并亲自撰写了一个内容充实的序言，极力加以推荐。荣格晚年的心理学就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印证。他还同卫礼贤合作完成《金华养生秘旨与分析心理学》一书。瑞士大文豪黑塞也非常喜欢卫译《易经》，他为卫译《易经》专门写过评论文章，认为这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之作。他不仅从思想方面阐述《易经》的意义，还将从《易经》中获得的感受融汇到文学创作中。他的小说《玻璃珠游戏》，基本构思中就明显可以看出《易经》的影响。这部小说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卫礼贤极力强调《易经》所具有的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认为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这一点给以后接触、研读过他的译著的西方人以深刻的印象。有学者曾指出：“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国际范围的易学演进过程中引发的一系列重大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基于、或者说是围绕着卫礼贤的易学遗产而展开的”。[34]除了《易经》外，卫礼贤还翻译了《庄子》、《孟子》、《吕氏春秋》等中国古代经典，著有《中国文化史》、《中国人的精神》等书，并创办法兰克福中国学院等，弘扬中国文化不遗余力，被誉之为沟通中西文化的友好使者。当时和以后许多德国文化人都曾毫不掩饰对他传播中国文化所带来的精神享受表示感激之情。中国人也对这位胸怀博大的文化伟人深怀敬意。
20世纪30年代中期，中国学者沈仲涛英译《易经》，并用英文撰写了《易经的符号》等著作，向西方的读者介绍了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精妙的应用，同时还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他是国际上倡导《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揭示该经典的现代科学意义的首创者之一。其著作在西方有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海外系统研究和介绍中国哲学较有成绩的，西方有佛尔克等人，日本有宇野哲人等人。佛尔克是德国著名汉学家，所著《中国哲学史》三卷，1938年最后出齐，系统阐述了从先秦到20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介绍了150个中国哲学家，包含大量的译文和注释，被认为是长期以来“西文著述中有关中国哲学史的最便利、完备的参考书”。[35]宇野哲人著有《支那哲学概论》和《支那哲学的研究》等多部著作，对中国哲学的认识颇有创见，前者30年代还曾被译成中文出版。
由于中国哲学思想的深入传播，不少海外思想家和学者都具有相当广泛的中国哲学知识，能较为普遍地使用中国哲学概念。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他那于此期开始撰写的巨著《历史哲学》中，便多处将中国的“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哲学原理来阐述，认为“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他还用“阴阳”概念来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其寓意，并进而用以具体地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原理。
中国宗教的传播，不仅表现在宗教经典的进一步翻译外传，还表现在海外介绍与研究中国的宗教越来越深入，宗教界与海外同仁间的交流有了新的发展等方面。法国著名汉学家葛兰言的《中国人的宗教》，戴遂良的《中国宗教信仰及哲学观点通史》，美国学者乐民乐的《中国宗教的历史沿革》，何乐益的《中国的佛教与佛教徒》，挪威汉学家艾香德的《中国宗教》和《中国大乘佛教研究》，奥地利汉学名家纳色恩的《中国的宗教与经济》等著作，都对各自国内的人们认识和了解中国宗教发挥了积极作用。相对于其他宗教而言，民国时期佛教的对外传播是较为活跃的，太虚大师就曾多次出国弘法，还在中国发起召开世界佛教大会。佛教界同日本和东南亚各国的交流，此期尤为密切，如1928年，中华净业团就到泰国提倡净土法门，并由华侨创办了中华佛学研究社。从20世纪30年代起，大乘佛教在泰国也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成立了许多佛教组织，建造和扩修了不少金碧辉煌的寺塔。
这一时期，海外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字的介绍和研究也进入一个新阶段。德国汉学大家福兰阁的五卷本《中国通史》，法国汉学家考狄的四卷本《中国通史》，美国汉学家赖德烈所著《中国历史与文化》，德效蹇英译的《汉书》等，是历史方面的代表作。语言文字方面，则以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研究最有创获和著名。高本汉所著《汉语音韵学研究》（一译《中国音韵学研究》）、《中国语与中国文》、《中国语言学研究》、《汉语词类》等都是高质量的汉学著作，特别是《汉语音韵学研究》，堪称西方汉语研究史上不朽的丰碑。它以较科学的方法对比分析了多种汉语方言，开创性地研究了古汉语语音系统的重新构拟问题，被汉学界公认为“本世纪科学研究汉语语音的第一部宏伟著作”[36]。赵元任等人曾将其译成中文出版，对包括中国语言学界在内的中国汉语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此外，法国汉学大师伯希和、马伯乐等人对中国历史、语言和敦煌学的研究也都极有成绩，为西方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作出了贡献。他们的成果反馈到国内，还对中国本土的学术研究起到启发和推动作用。
在自然科学方面，中国学者的工作已经与世界科学的研究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他们的研究成果许多都直接发表在国外的科技刊物上。不少杰出的中国科学家还应邀到海外讲学，地质学家李四光就是一个突出代表。李四光曾留学英国7年。1934年他应邀到英国剑桥等大学巡回演讲“中国地质学”专题，他根据多年积累的大量地质文献资料，创造性地完成了观点新颖又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讲义，特别是向英国同行师友成功地介绍了中国地质独特的区域特点和自在的完整性，受到英国地质学界的重视和欢迎。1936年，他回国前将英文讲稿整理完毕，3年后在伦敦出版。这是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地质学专著，问世后在国内外地质学界引起了热烈反响。在中国科学的外播方面，最具有象征性的人物是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从1938年起，李约瑟就立志撰写“一本过去西洋文献中旷古未见的关于中国文化中的科学、技术、医药的历史专书”[37]。1943年，他受英国文化委员会派遣，来华从事文化交流工作。次年在华成立“中英科学合作馆”，任馆长。其间，李约瑟向国外推荐发表了中国学者撰写的大量科学论文，并出版《中国科学》、《科学前哨》等书，热忱地向西方介绍战时中国科学界的艰苦努力和科学研究情形。同时，他那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计划也更加成熟了。战后，李约瑟用了毕生精力，组织中英科学家陆续完成了7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对中国古代科学成就和科学思想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价值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这一划时代的杰出工作虽然主要是后来完成的，但在此期已经卓有成效地揭开了序幕。
最后，我们想特别强调一下中国人在外播中国文化方面所作出的难能努力。由于中外交往的逐渐深入，中国人外语能力的提高和现代文化自我意识的增强等原因，投身到外播中国文化事业中的中国人人数越来越多。除了前文已提及的熊式一、沈仲涛等人外，较突出的还有林语堂、辜鸿铭、林文庆、江亢虎、蔡廷干等学者文士。辜鸿铭曾用西方文字著《中国人的精神》、《呐喊》等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西方尤其是德国广为流传。其书虽立论偏颇，但对西方人认识儒家文化的价值，反省自身文明的缺失，并在此基础上重建文明不无积极作用。林文庆英译的《离骚》曾在西方产生过一定影响。蔡廷干著有英译中诗集《唐诗英韵》。江亢虎同英国学者合作英译的中国诗歌，在西方流传较广，曾为林语堂所引述。他还用英文著有《中国文明》等书。
在民国时期，华人外播中国文化最有成绩和影响的，首推林语堂。林氏用英文写作有《吾国吾民》、《生活的艺术》、《京华烟云》、《苏东坡传》、《中国新闻舆论史》等散文集、小说和学术著作，以轻松优美的文笔，向西方人介绍中国文化的智慧。许多著作一版再版，畅销不衰。他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虽不无偏颇之处，但他的著作对西方人了解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还是有益的。无论怎么说，他在西方世界为中国文化赢得了空前的好感，并影响了整整一代西方人的中国观。此外，林语堂还翻译了中国儒家和道家的一些经典如《论语》、《大学》、《中庸》和《老子》等，并将《浮生六记》全部和《老残游记》部分译成英文。[38]
一部民国文化史，是不应该遗忘这些苦心孤诣、努力外播中国文化的中国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