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统文化的再批判

应当指出，其时自称或被称为“中间势力”、“自由主义者”的人中，情况是不同的。梁漱溟等人，大致延东方文化派的余绪，强调中国文化的特异，而钟情于旧有文化；吴世昌等人则承西化派的衣钵，信奉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在文化上坚决反对国民党鼓吹尊孔复古和“中国本位文化”论，构成了其时对传统文化再批判的一个助力。

1948年，吴世昌出版《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批评有人打着“特别国情”、“正统”、“卫道”等幌子，对五四所培养起来的一点科学与民主的观念，实行“无情的打击”。他对国民党蒋介石鼓吹儒家道德颇为反感。他说，中国的传统文化并没有给子孙留下真正有价值的道德遗产。儒家教“忠”、教“孝”，扼杀了人们“为客观的真理学术而奋斗”的精神，其效果无非是造就了一批奴隶般的“忠臣孝子”，为一姓之争而甘诛九族，为伦理上的尊长而卧冰割股。所以，从梁惠王到蒋介石，“伦理立国”论从来都只是愚民的工具。吴世昌批判了鼓吹“中国本位的文化”的人总是强调儒家也有民主的学识，可以成为民主建国的依据的观点。他说，这种说法的根据，无非是因为经书中有诸如“民贵君轻”、“民为邦本”、“天听自我民听”一类的话，但这至多是一种民“本”思想，而不是什么民“主”思想。“本”就是“本钱”或“资本”，民之对于帝王，如同本钱、资本之对于商人，都只不过是可用的“工具”，而不是“主人”。近代民主最基本的条件是“保障人权，重视人权”，而中国文化中恰恰没有“人权的观念”。因此，要想从传统文化中引导出民主建国的基础，那不过是自欺欺人。他指明了古代“民本”思想与近代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本质区分，在于前者从属于君权的范围，而后者却是奠基在民权之上的。吴世昌把“中国本位文化”论比作扛着十字架跑步。他说，扛着十字架是跑不动的，中国现在即便马上扔下它，也因扛了几千年，筋疲力尽，非好生补养不可；可是居然还有人主张把这十字架继续扛下去。这些人显然对于中国的民主和现代化毫无兴趣，或者说保持落后的中国也许对他们更有“好处”。

吴世昌的批判反映了一部分崇奉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知识分子的见解，对于揭露蒋介石借尊孔复古实行思想禁锢，具有相当的尖锐性。但他不相信唯物论，据以批判旧文化的思想武器，仍不外是陈旧的进化论与天赋人权说。所以，尽管他的批判在某些方面是很精彩的，但从整体上看，没有超出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水平。“全盘西化”的偏向在吴世昌的身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如他认为传统文化无非是“一套世故、功利、懒惰、权诈、谄谀、作伪的文化”，谈不上是“精神文明”，即便其中也有某些“好处”，“那也是祖宗的事，与子孙无关”。

此期共产党人和进步知识分子运用唯物论思想武器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更为深入、有力的批判。王亚南对儒家思想与封建政治互为表里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辨析。他认为，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儒家学说，它包含三大中心思想网络：“天道观念”、“大一统主张”和“伦常教义”。几千年来，儒家思想万变不离其宗，成为封建专制政治的精神支柱，尤其是孔孟纲常名教，是维护封建大一统的重要思想工具。从表面上看，在儒家的纲常教义中，只有君主的关系是涉及政治，父子、夫妇的关系仅限于家族之中。但是，它的真正精神却正在于二者间的政治关系。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一方面说，是家族的政治化；从另一方面说，又是政治的家族化。此种伦理政治的精髓，绝不像梁漱溟所说，使“全国的人，都变成一家人一样的相互亲爱，而在使全国被支配的人民，都变成奴隶一般的驯服”。儒家伦理通过家族和族姓关系，把防止“犯上作乱”的责任，让为人父、人夫、人族长、人家长们“去分别承担”。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无处不有，封建专制政治的功能，也就无形中浸透进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结果人人习以为常，封建专制政治也就因此“天下太平”了。所以他说，正是因为儒家思想成了千年专制政治的保护层，因此尤其是近代以来，“任何一种不利于专制官僚体制的社会政治行动，必然同时会表现为反传统思想的行动”。同样，任何专制政治的复活，也都必然要带动尊孔复古思潮的泛滥。“当现代专制官僚体制发生动摇的过程中，传统思想也相应失坠了一向的权威，启蒙运动反专制、反封建、反官僚，同时也反孔家学说，打倒孔家店。当新专制主义、新官僚主义、新封建主义在蒙头盖面的活动着，孔子学说也在各种各色的国粹主义中变相复活起来”。在王亚南看来，现实中尊孔复古思潮的重新泛滥，正是国民党蒋介石加紧独裁统治的必然结果。所以他批评梁漱溟、张东荪等人说：“在这种认识下，我真不解为什么有的政治革新运动者，竟毫不觉得矛盾地提倡孔子学说”。[52]

王亚南此期还出版了《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上对旧的文化传统进行系统批判。但他并不简单地否定传统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