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崛起的电影业

一、新崛起的电影业

民国元年（1912），美国电影商布拉斯基将亚细亚影戏公司的名义及器材转让给上海南洋人寿保险公司经理依什尔和另一个美国人萨弗。1913年，他们聘美化洋行广告部买办张石川为顾问，让张石川和郑正秋等自编剧本并摄制。郑正秋（1888—1935），广东潮阳人。他以家乡广东潮州的封建买卖婚姻习俗为题材而编写了《难夫难妻》，并与张石川联合导演了这部影片。这部影片是我国拍摄故事片的开端，郑正秋也成为我国早期电影的拓荒者之一。

从19世纪末到1921年，中国电影业一直处于萌芽阶段，郑正秋于拍摄《难夫难妻》之后不久便离开了亚细亚影戏公司，张石川继续拍摄了《活无常》、《五福临门》、《一夜不安》、《老少易妻》等十余部短片，内容大都低级无聊。但它们和文明戏密切相关，其演员也全是当时演文明戏的演员。1916年，张石川与新剧家管海峰合作，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幻仙影片公司，并拍摄了盛行一时的《黑籍冤魂》。1913年，在香港主持人黎民伟与布拉斯基等合作拍摄了《庄子试妻》，试映效果很好，并由布拉斯基带回美国播映。

1917年秋，闻名于世的商务印书馆在一次偶然机会的促使下开始摄制影片。1918年，商务印书馆正式成立活动影戏部，比较广泛地开展了摄制影片的活动。当时所摄影片号称分为风景、时事、教育、新剧、古剧五大类，其风景片内容广泛地包括了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时事片主要反映当时的社会生活，教育片则主要传播文化。1920年，活动影戏部拍摄了两部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主演的“古剧片”（戏曲片）《春香闹学》和《天女散花》，这两部影片的导演工作都由梅兰芳自己担任。而活动影戏部所拍摄的“新剧”片内容多低级无聊，粗制滥造，因而逐渐失去观众。1927年以后，活动影戏部无声无息地停止了活动。1920年至1921年间，中国第一批长故事片在上海拍摄，它们是中国影戏研究社的《阎瑞生》，上海影戏公司的《海誓》和新亚影片公司的《红粉骷髅》。《阎瑞生》拍摄得极为恶劣，格调低下，但骗得不少观众。《海誓》也拍得不伦不类，《红粉骷髅》更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上海十里洋场文化的产物。

从1921年到1931年这10年中，中国的电影业是在混乱之中发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资本卷土重来，许多中国民族资本家不得不另寻出路，电影业被当成了有利可图的事业。1923年末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孤儿救祖记》在营业上大获成功，大大地刺激了投机家们，于是电影公司纷纷设立。据1927年初出版的《中华影业年鉴》统计，1925年前后，全国共开设了175家电影公司，仅上海一地就有141家，电影公司成了变相的交易所。在这种畸形繁荣的情况下，鸳鸯蝴蝶派大批地渗入到了电影创作部门中来。从1921年到1931年，中国各影片公司共拍摄了约650部故事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由鸳鸯蝴蝶派文人参加制作，影片内容多为鸳鸯蝴蝶派文学的翻版，充斥着各种糟粕，恶俗不堪。

这一时期在影业上最有成就的是郑正秋。1922年3月，张石川在上海成立明星影片公司，为投机牟利，“处处唯兴趣是尚”，先后拍摄了《滑稽大王游华记》、《掷果缘》、《大闹怪剧场》、《张欣生》等影片，却四处碰壁，不受欢迎，经济基础岌岌可危，不得不考虑郑正秋拍正剧长片的主张。因此，1923年底，明星公司拍摄完成了郑正秋的“社会片”《孤儿救祖记》，放映之后大受欢迎。1924年，郑正秋又编写了《苦儿弱女》与《好哥哥》，同时还创作了许多以妇女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将其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封建婚姻制度、蓄婢制度、娼妓制度等，描述中国妇女的悲惨命运，深深地同情她们的不幸和遭遇。这方面的代表作品是《玉梨魂》、《最后之良心》、《上海一妇人》、《盲孤女》、《二八佳人》等。郑正秋比较熟悉当时的社会生活，了解观众的喜好，善于结构故事，烘托情节，因此他的作品特别受到市民的欢迎。

1925年5月，明星公司正式组成明星影片股份有限公司，聘请戏剧家洪深为编导。洪深在1930年以前，先后在明星公司编导了《冯大少爷》、《早生贵子》、《爱情与黄金》、《少奶奶的扇子》等影片，但都还缺乏深度和力度。1930年后，洪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思想有了较大的转变，影片风格也发生了变化。

1924年1月，大中华影片公司在上海成立，不久与百合影片公司合并，改组为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这家公司集合了各式各样的知识分子，因此也拍出了各种不同倾向的影片。《透明的上海》表现了上海半殖民地生活方式，《马方甫》、《呆中福》等充满了小市民意识和小市民的庸俗趣味。《风雨之夜》、《连环债》等则是典型的黑幕影片。1925年，史东山转入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并拍摄了《同居之爱》、《儿孙福》等影片，表现出一定的唯美倾向，但影片内容大都格调不高。1925年6月创办的天一影片公司是明目张胆的封建卫道者，其拍摄的《立地成佛》、《女侠李飞飞》、《忠孝节义》等充满了封建腐臭。1926年后，天一公司开始大量改窜民间故事和古典小说，掀起一股拍摄不伦不类的所谓“古装片”的浪潮，大都粗制滥造，恶俗不堪。1924年，由几位旅美爱国华侨青年梅雪俦和刘兆明等创办的长城画片公司迁于上海，并拍摄了《弃妇》、《摘星之女》、《一串珍珠》、《春闺梦里人》、《伪君子》等，1927年后，也堕入了神怪、武侠片的泥坑，1930年破产。1924年，归国留法学生汪煦昌在上海创办神州影片公司，并拍摄了《不堪回首》、《难为了妹妹》等影片，1927年宣告破产。1926年2月，由黎民伟创办的民新影片公司迁到上海，聘请欧阳予倩参加编导工作，欧阳予倩为民新公司先后编导了《玉洁冰清》、《三年以后》和《天涯歌女》等影片。1927年以后，民新公司也走入拍摄不伦不类的古装片和武侠片的歧途。1929年后，民新公司并入了联华影业公司。

著名戏剧家田汉于1926年开始从事电影活动，并创办了南国电影剧社，筹拍《到民间去》，由于资金缺乏，最后未能完成。

1928年至1931年间，电影界的粗制滥造之风达于极点，千奇百怪，无奇不有，武侠神怪一类的影片代替曾风靡一时的古装片而大为流行。据不完全统计，这4年之中，上海的约50家电影公司共拍摄了近400部影片，其中武侠神怪片竟有250部左右。1932年以后，这类影片才为观众所唾弃。

1930年8月，由罗明佑所创立的联华影业制片印刷有限公司在上海成立，并打出了“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旗号。在1930—1931年间，联华影业公司共完成了12部影片，最初的两部影片《故都春梦》和《野草闲花》由孙瑜导演。这两部影片在艺术上有不少新颖处理。联华公司的其他影片内容和风格比较庞杂，但它们都突破了成规，更多地注意了对电影艺术特性的运用和掌握，能比较流畅地处理镜头的组接，使人耳目一新，所以它的影片在当时受到观众的普遍欢迎，从而与明星、天一鼎足而立。

1926年12月，有声电影第一次在上海的虹口新中央大戏院播放，中国电影迎来了有声时代。1930年，明星、友联等公司怀着极大的勇气开始从事国产有声电影的摄制，分别拍出了《歌女红牡丹》和《虞美人》。1931年，片上发音的有声电影《雨过天晴》和《歌场春色》合作完成。有声电影的出现，给中国电影业带来了发展和进步。

1931—1933年，是左翼电影运动开始并取得突出成就的三年。1930年3月“左联”成立后，便十分关注中国电影的成长和发展，并主动参与电影事业，领导电影潮流。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电影也出现了反映抗日斗争和描写现实生活的新趋向。1932年，在瞿秋白的直接领导下，正式建立了中共党的电影小组，并在夏衍等同志的具体主持下，逐步开展各项工作，向各个影片公司提供具有进步内容的电影剧本，同时输入干部，促进了左翼影片的诞生。1932年后，左翼电影的高潮终于到来。是年夏，夏衍等人根据地下党的指示受聘参加明星影片公司，担任编剧顾问，明星公司的创作发生重大变化，成为左翼电影运动的基本阵地。在1933年一年之内，明星公司就拍摄了22部左翼的和在左翼影响下的影片，这些影片以新的思想、新的题材、新的内容和新的形式反映了社会和时代的真实面貌，配合了当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政治斗争。1933年3月，明星公司的第一部左翼影片《狂流》诞生，由夏衍编剧的这部电影放映之后，受到了观众的热烈欢迎。它第一次在电影里描写了阶级斗争。之后，《铁板红泪录》、《盐潮》、《香草美人》、《上海二十四小时》等相继完成，进一步扩大了左翼电影的阵地。不久，夏衍又将茅盾的小说《春蚕》改编为电影剧本并拍摄完成，放映之后，在文艺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铁板红泪录》是阳翰笙进入电影界的第一部作品，是一部强烈的反封建、反土豪的优秀影片。沈西苓编导的《女性的呐喊》第一次在银幕上展示了中国工人的悲惨生活和她们的觉醒。由沈西苓导演、夏衍编剧的《上海二十四小时》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30年代都市生活尖锐的阶级矛盾和对立，不仅思想内容深刻，而且艺术处理高超。在编剧委员会的主持下，这一时期明星公司的电影作品中以工农生活为题材的影片占了主导地位。除了上述影片之外，《脂粉市场》、《前程》、《时代的儿女》，郑正秋的后期代表作《姊妹花》、《丰年》、《展览会》、《道德宝鉴》等也都是优秀作品。

这一时期，联华公司也拍出了《如此英雄》、《天明》、《城市之夜》、《都会的早晨》等比较优秀的作品。其中纪录片《十九路军抗日战史》和故事片《共赴国难》较有影响。由田汉编剧的《三个摩登女性》也是一部优秀影片，费穆导演的《城市之夜》则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都会的早晨》为蔡楚生的成名作，他以极大的热情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勇敢，描写了社会的贫富对立。孙瑜的《野玫瑰》、《火山情血》、《天明》和《小玩意》也都表现了进步倾向。1933年，左翼电影运动在艺华影业公司开辟了另外一个阵地。田汉的主要电影活动便是在艺华公司。1933年，他完成了《民族生存》、《肉搏》、《烈焰》；阳翰笙则编写了《中国海的怒潮》，这些影片都表现了强烈的抗日倾向。与此同时，在左翼运动的影响下，天一公司拍摄了《挣扎》，月明公司拍摄了《恶邻》，快乐公司拍摄了《拼命》，白虹公司拍摄了《血路》等抗日反帝影片。

从1932年开始，国民党政府加紧了对左翼电影运动的围剿和迫害。1933年11月还派人捣毁了艺华影片公司。1934年到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的围剿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左翼电影运动几乎停顿，明星公司的编剧委员会被撤销，在此前后，只拍摄了《同仇》、《女儿经》、《华山艳史》、《到西北去》等少数几部影片。但尽管如此，仍然有一些好片问世。1935年底完成的由洪深编剧的《劫后桃花》是洪深的优秀代表作之一。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蔡楚生等于1934年10月，完成了《渔光曲》和《新女性》这两部力作。此外，孙瑜拍摄了《体育皇后》和《大路》，吴永刚拍摄了《神女》，费穆导演了《人生》、《香雪海》和《天伦》。艺华公司完成了田汉编剧的《黄金时代》等。1935年电影创作最重大的收获是阳翰笙编剧的《逃亡》和田汉编剧的《凯歌》。两部影片完成之后，轰动了当时的影坛。史东山在1935年6月完成了《人之初》，这是他创作生活的转折点。1934年春，在中共党的电影小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了电通影片公司，前后拍摄了《桃李劫》、《风云儿女》等反帝反封建影片和音乐喜剧片《都市风光》。可惜仅一年就被迫终止。此期反映现实生活，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较好的影片，还有《马路天使》等。

1936年初，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民族危机深重的情况下，左翼作家联盟宣布解散，中国电影围绕着反帝斗争进入国防电影阶段。是年1月，上海电影救国会成立，5月，“国防电影”的口号公开提出。1936年7月以后，经过改组的明星公司开始拍摄大量的多样化题材影片，应云卫导演了《生死同心》，欧阳予倩编导了《清明时节》、《小玲子》、《海棠红》，夏衍编写了《压岁钱》，沈西苓编导了《十字街头》，袁牧之编导了《马路天使》。这些影片的拍摄，标志着中国电影工作者的成熟。这一时期，蔡楚生又编导了《迷途的羔羊》和《王老五》，前者是我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孙瑜则导演了《到自然去》和《春到人间》。

抗战前夕，有作为的制片公司还有联华公司和新华影业公司等。1936年11月，联华公司拍摄完成了国防影片《狼山喋血记》，有力地抨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张善琨所创立的新华影业公司在这一时期由史东山编导了《长恨歌》和《狂欢之夜》，较受欢迎。1936年底，吴永刚在新华公司完成了号召全民抗战的国防影片《壮志凌云》。次年2月，新华又出品了著名的《夜半歌声》，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几首插曲和主题歌曾唱遍了大江南北。抗战爆发前夕，新华公司还完成了国防影片《青年进行曲》的拍摄工作。但到1941年，张善琨在日军进入上海租界后，当了电影界的大汉奸。

卢沟桥事变之后，爱国电影工作者纷纷加入抗日救亡的洪流之中。一些记录抗战的影片拍摄出来，其中最著名的是对平型关大捷的报道。在国民政府迁于武汉的半年多时间里，中国电影制片厂先后完成了《保卫我们的土地》、《热血忠魂》、《八百壮士》3部故事片和50部左右的纪录片、新闻片和卡通歌集片。由史东山编导的《保卫我们的土地》是抗战爆发后完成的第一部表现抗战的故事片。《八百壮士》则是根据谢晋元将军的真实事迹拍摄的抗战爱国片。全片热情磅礴，动人心弦。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国民政府迁于重庆，中国电影制片厂也随之迁去。因条件所限，到1939年底只完成了何非光编导的《保家乡》和史东山编导的《好丈夫》两部影片。1940年上半年，又完成了由日本被俘士兵参加演出的《东亚之光》。不久，反映湘北军民勇抗战的《胜利进行曲》拍摄完成，史东山的导演处理十分出色。1941年5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又完成了孙瑜编导的《火的洗礼》。阳翰笙写的三个电影剧本《青年中国》、《塞上风云》和《日本间谍》也拍摄完成。1939年秋，沈西苓拍完了他最后的影片《中华儿女》。

由阎锡山投资开办的西北影业公司在抗战期间也拍过一些好片子。1939年底，他们完成了优秀的长纪录片《华北是我们的》（6本），并拍摄了表现西北人民英勇抗敌的《风雪太行山》和《老百姓万岁》（未完成）。

到1941年初，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抗日影片的摄制基本停顿。唯一较有生气的是中国的香港。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和上海沦陷后，一部分进步电影工作者南下，促进了香港影业的发展。1939年大地公司完成了蔡楚生导演的《孤岛天堂》和夏衍编剧、司徒慧敏导演的《白云故乡》，1941年1月新生公司完成了《前程万里》。1941年4月大观公司完成了《小老虎》和《民族的吼声》这两部粤语抗战片。不久，香港沦陷，这一类影片才停止拍摄。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革命进入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尽管国民党政府对电影业的控制进一步严密，但进步电影仍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1947年1月，陈鲤庭在中国电影制片厂二厂完成了表现妇女在抗战中觉醒和成长的《遥远的爱》。同年3月，中国电影制片厂又出品了汤晓丹导演的描写战后知识分子悲剧的《天堂春梦》。1947年7月和1948年1月，袁俊（张俊祥）先后为该厂编导了暴露国民党政府抗战胜利后“劫收”丑剧的喜剧片《还乡日记》和《乘龙快婿》。年底，该厂还出品了描写战后小市民生活的《幸福狂想曲》。

1946年6月，阳翰笙、蔡楚生、史东山、郑君里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9月开拍第一部影片《八千里路云和月》，继之又筹拍《一江春水向东流》的上集《八年离乱》。次年2月《八千里路云和月》完成上映后，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影坛。1947年5月，联华影艺社与昆仑影业公司合并，在中共的领导下，昆仑影业公司先后完成了《万家灯火》、《关不住的春光》、《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三毛流浪记》和《乌鸦与麻雀》等优秀影片。其中《一江春水向东流》上下集完成放映之后，创造了当时电影卖座的最高纪录。该片无论是在艺术上还是在思想内容上，都堪称民国电影的精品。

1938年以后，解放区人民电影开始兴起和成长。1938年秋，在八路军总政治部领导下，延安电影团成立，先后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白求恩大夫》、《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等片。1946年7月，延安电影制片厂正式成立，先后拍摄了故事影片《边区劳动英雄》、新闻片《保卫延安和保卫陕甘宁边区》。1946年10月，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并拍摄了纪录片《民主东北》以及一些美术片、科教片和故事片。华北电影队也在此月成立、并拍摄了《华北新闻》等。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北平电影制片厂正式建立。同年11月，上海电影制片厂也宣告成立。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中国电影业此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